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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我最反感将“民智未开”与“人民愚昧”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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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很长一段时间,有些人总会把民智未开和人民愚昧等同,我其实很反感这一点。

  没有人天生就希望自己懵懂无知的,造成这种情形的有两种很直观的因素。

  一种是主观的。在封建时代,占据统治阶级的执政者,为了能够更好的统治,不需要太多明智的读书人,而且劳苦大众对于权贵既是剥削的对象,也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必需,所以就会天然的收拢教育资源。

  另一种是客观的。教育资源在任何朝代都是奢侈品,老百姓根本承担不起高昂的教育成本,在封建社会,书籍甚至是权贵阶级的垄断性资源和商品,不对百姓开放。

  这种情形,就必然会带来民智的不开放甚至倒退,所谓的人民愚昧更多的还是执政者的有意为之。

  对比教员当年的扫盲和现在欧美国家的快乐教育。哎,愚民真的很容易,但是要重塑一个民族的思维,太难太难。教员花了近三十年,才让国家近八成的人民识字,会写自己的名字。

  “民智未开”从不是人民的原罪,而是统治者的选择。“民智未开”是一种傲慢的自我抬高,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在描述一个历史阶段,仿佛仅仅是教育水平不够、知识传播不广。然而它真正的语境,往往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俯视,是把人民当成尚未开化的野人、一张白纸的工具性看待,是对现实中人民选择、人民行为的不满套上的标签。说白了,“民智未开”在很多人嘴里,其实是“人民愚昧”的礼貌说法,是一种“我比你聪明”的隐含逻辑。

  很多人热衷于使用这类说辞,其实是一种借词遮蔽。他们不是在真诚地讨论如何普及教育、促进启蒙,而是在为自己认定的“失败”找借口——为什么群众没支持我?因为他们民智未开;为什么主张没成功?因为他们太愚昧;为什么我说得明明那么有道理,他们不接受?因为他们没觉醒。

  看似是判断社会问题,实则是给自我优越找理由。

  “人民愚昧论”是最早也是最粗暴的权力借口。从来没有哪个王朝不说自己是在“教化”人民。所有的统治者、改革者、教士、书生,在面对不愿意配合的百姓时,都喜欢诉诸一个万能的理由:百姓愚昧。他们不支持,是他们看不懂;他们反抗,是他们认知浅薄;他们不接受管理,是他们不识好歹。

  这套逻辑非常方便。它不仅掩盖了政策自身的荒谬,也省去了检讨制度的麻烦。凡是群众不满意,那一定是群众的问题;凡是基层不理解,那一定是百姓脑子不够用。这样一来,所有的失败、矛盾、冲突、反抗、误解,统统都能丢到一个“人民愚昧”的大筐里。

  但人民真的那么愚昧吗?他们真的不识是非、看不懂未来、不会判断利弊吗?不,他们只是不接受你所设定的“未来”;他们有自己的现实、经验和价值,而这些价值不符合你的利益时,你就说他们“愚昧”。这不是理性分析,这是傲慢污名。

  认为“民智未开”,其实预设了一个线性历史观:过去是黑暗的,未来是光明的;过去的人是愚昧的,现在的人是聪明的。人类的每一步发展,仿佛都只是“启蒙-觉醒-进步”的三段论。但这种线性时间观,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

  真正的历史从不以“智力程度”来划分价值。唐代的农民、宋代的商人、明代的佃户、清代的矿工,他们的认知、判断、行动,都来自于复杂的经验体系。他们或许没有我们今天的学校教育,但他们对日常世界的理解绝不“未开”。

  “民智未开”的说法,遮蔽了历史的丰富性。它把人民的行为模式简化为“愚昧”,把历史上的选择简单地归咎于“无知”,这既不公正,也不准确。很多历史的“倒退”“动荡”与其说是人民认知不到位,不如说是制度选择压抑了人民的理性空间。

  把群众看作“待启蒙者”是隐性权力逻辑。“启蒙”这个词听起来高尚,实则背后是浓厚的“谁启蒙谁”的主导权问题。谁来定义什么是开明?谁有资格说别人“未开”?谁有权力决定“什么叫理性”?答案往往不是群众自己,而是那一小部分掌握资源、控制话语、居于上位的群体。

  于是,启蒙变成了支配;教育变成了控制;传播变成了说教。一旦你把人民看作“尚未觉醒的群体”,你就可以正当化所有的操控、引导、筛选、压制。因为他们不懂嘛,所以你替他们决定;因为他们没开化嘛,所以你替他们规划;因为他们愚昧嘛,所以你替他们说话。

  人民成了一个必须“被代表”“被引导”的角色,而不是一个拥有主体意识、可以表达利益的公民。这种逻辑的终点不是进步,而是伪装成善意的集权。

  历史上很多时候,人民并非不懂政治,只是他们选择不表达、不参与、不抗争。这种选择不是“愚昧”,而是一种深层的判断,是基于环境、压力、风险与代价的策略性沉默。

  许多所谓的“愚昧群众”其实非常清楚当权者的目的,但他们知道说出来没用、反抗下去会死、坚持到底得不偿失,于是选择苟且、屈从、妥协。这种“看似沉默”的行为,其实背后是一套极为复杂的生存算法:谁值得信任?哪种策略风险最低?在哪些时机可以松口气?

  “你看他们什么都不说,所以他们不懂”,这是最典型的误判。他们不是不懂,而是不想说。不是不想活得更清醒,而是现实不允许。不是没脑子,而是知道“说话没用还招祸”。

  即便在今天,“愚民论”的幽灵依旧萦绕不去。很多知识分子依然本能地相信,普通人是被操控、被洗脑、被情绪引导的一群人,他们无法理解复杂问题,不具备公共理性,不值得参与政治。而精英、学者、媒体人才是“理性”的代表,才有“讲道理”的资格。

  这种偏见导致了严重的公共话语不对等。很多公共议题从未进入人民的真实语境,只是在专家之间自说自话;很多政策从未经过底层的需求评估,只是在权力中被草率定型;很多声音从未被认真倾听,只是被贴上“反智”“民粹”的标签扔进垃圾桶。

  精英之所以害怕群众的声音,并非群众愚昧,而是精英知道:一旦群众真的表达自己,他们那一套遮遮掩掩的秩序、特权、安排,就不再稳定。于是最简单的压制方式就是:说他们“愚昧”。

  我们太容易把“知识”当作“理性”的唯一来源,认为只有读书的人才懂事,只有考得好的人才清醒。但现实中,最真实的判断力常常来自于经验。人民的判断不是来自“哲学导论”,而是日复一日的生存碰撞。

  农民知道一场政策变化会不会害他家断粮;工人知道管理层口头激励是否只是空头支票;小贩知道地方官员的“整顿市场”会不会只是换个摊位收保护费。这些判断,精准、迅速、有效,但往往不被看作“理性”,因为不带书卷气、不按规矩走。

  人民的理性不是你训练出来的,是他们用无数次“吃亏”换回来的,是他们在制度夹缝中挣扎出来的。这种理性不说教、不理论、不高调,但实用、精准、稳健,是现实世界真正能依赖的智慧。

  把人民看作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古代治理最大的问题不是人民不够聪明,而是治理机制总把人民当成“问题”。哪里出事了?看群众哪里没管好;哪里政策推不动?怪群众不理解。哪里改革失败?说群众不配合。“群众”成了万能背锅侠,人人都能拿来说一句。

  但恰恰是这种态度,让制度越来越闭塞,舆论越来越极化,政策越来越自说自话。你不能一边说要“为人民服务”,一边把人民当做障碍物;不能一边说要“听民意”,一边把民意过滤得干干净净。

  人民不是负担,而是根基。治理不是替代人民,而是信任人民、协商人民、尊重人民。否则你建再多制度、学再多理论,也只是纸上谈兵。

  “民智未开”是一句轻飘飘的口头禅,却隐藏着沉甸甸的傲慢与遮蔽。当你指责别人愚昧时,请先想一想:是不是你自己太懒、太高、太盲,才看不到人民真实的面貌?是不是你自己活在象牙塔太久,把别人的真实生活当作幻想?是不是你从一开始就没想听,才说别人听不懂?

  人民不是“没开窍”的问题人,而是“被压制太久”的沉默者。他们的智慧从不依赖谁来开灯,只要环境允许,他们会自己点火、走路、建房、开天。

  最可怕的不是民智未开,而是有人自诩为“智者”,却早已闭目塞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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