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4章 新的副官：莱茵哈特·冯·严

　　车里雅宾斯克的陷落，其战略和政治意义远超攻克一座城市本身。它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

　　欧洲与亚洲的传统地理和心理分界线，被德意志帝国的钢铁洪流彻底踏过。

　　富饶广袤、但也充满了未知挑战的西伯利亚平原，门户已然洞开。

　　红军在乌拉尔山脉以西的最后一批有组织、成建制的重兵集团基本被歼灭或击溃。

　　据德军战报统计，此役俘虏红军超过十五万人，毙伤不算，红军西方面军事实上已不复存在，技术装备损失殆尽。

　　联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战略纵深和继续向东进攻的出发阵地。

　　而苏维埃俄国则丧失了至关重要的工业区、粮食产区和新兵招募地，被迫退往更加贫瘠、寒冷且基础设施落后的东方，其战争潜力遭受重创。

　　这座以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皇后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的名字命名的城市的“光复”，极大地鼓舞了白军和支持沙皇的势力，同时也沉重打击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威望和国际形象。

　　在柏林，当捷报传来时，整个城市陷入了狂欢。

　　教堂钟声齐鸣，市民涌上街头，挥舞着黑红白三色旗，高呼着皇帝和军队万岁。

　　林晓皇帝在无忧宫的阳台上向下面欢呼雀跃的民众挥手致意，帝国的威望和皇帝的声望，似乎在这一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

　　官方媒体将这场胜利描绘成“德意志武力与精神的伟大胜利”，是“欧洲文明对抗东方野蛮的又一次凯歌”。

　　然而，在联军高层和总参谋部内部，那些冷静而富有远见的决策者们，在欢庆胜利的同时，已经开始面对更加严峻和复杂的现实。正如毛奇大将在战前和战役过程中反复警告和提醒的：

　　从伏尔加河流域的核心补给基地到新占领的车里雅宾斯克，漫长的后勤线已经拉伸到了危险的极限。

　　严重依赖修复缓慢、且屡遭游击队破坏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和路况糟糕的公路，维持前线数十万大军和数千辆车辆的消耗，变得异常困难，冬季的来临将使这一问题更加致命。

　　连续数月的高强度机动作战和残酷攻坚，使得德军和联军部队人员疲惫不堪，装备损耗严重，许多坦克和车辆急需大修，步兵连队减员严重，急需休整和补充受过训练的新兵。

　　并且远东的日本会坐视德国势力完全掌控整个俄国的亚洲部分吗？

　　他们是否会趁苏俄虚弱之机，在远东采取行动，甚至与德国发生利益冲突？前协约国对德国势力如此深入的东进，其容忍的底线又在哪里？

　　埃里希·冯·曼施坦因元帅在发给柏林总参谋部和皇帝陛下的一份详细报告中，写下了这样清醒而审慎的文字：

　　“……车里雅宾斯克的辉煌胜利，无疑为我们打开了通往东方广阔天地的大门。然而，陛下，诸位阁下，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门后的道路并非坦途，而是布满了荆棘、沼泽和未知的险阻。”

　　“帝国军队的锋芒已经触及极限，我们的战车需要暂停脚步，进行彻底的检修；我们的士兵需要宝贵的休整以恢复锐气；我们新占领的广阔区域需要时间消化、巩固和建立有效的行政管理。”

　　“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审慎评估下一阶段战略的目标和可行性，是继续不计代价地向似乎无穷无尽的东方追击，试图在严冬前给予布尔什维克最后一击？”

　　“还是暂停攻势，巩固现有战线，消化胜利果实，积蓄力量，待来年春季再图进取？这需要最高统帅部基于全面的后勤、情报和政治评估，做出最审慎的决策。”

　　而在遥远的乌拉尔山脉东侧，叶卡捷琳堡那座气氛压抑的地下指挥所里，列夫·托洛茨基在最终确认车里雅宾斯克失守、崔可夫重伤被俘的消息后，陷入了长久的、令人不安的沉默。

　　随后，他签发了更加严酷和绝望的“焦土政策”命令，要求所有撤退部队必须摧毁一切可能被敌人利用的设施、工厂、粮食储备和交通枢纽。

　　“绝不留给帝国主义军和白卫军一粒粮食、一颗螺丝钉！”

　　但此刻的他与慈父约瑟夫·斯大林之间围绕失败责任和未来战略的权力斗争，也因此次灾难性的失败而更加激烈和公开化。

　　1920年7月15日

　　威廉二世背对着房间，站在那面覆盖了整堵墙壁的巨幅欧亚地图前，地图上，从欧洲心脏地带狂暴延伸出的粗壮蓝色箭头，已经狠狠扎入了亚洲的腹地，最终停滞在乌拉尔山脉东麓，将车里雅宾斯克及其以西的广袤土地染成了帝国的颜色。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版图，一个以德意志帝国为核心的欧亚大陆帝国雏形，已然在地图上清晰可见，其疆域之辽阔，足以让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麦首相都为之惊叹。

　　新上任的帝国军事副官兼御前联络官兼作者另一本书的主角（这段不用在意，汉斯回家陪老婆孩子去了。），莱茵哈特·冯·严，正安静地侍立在书桌旁约五步远的位置。

　　他是一位身材挺拔如白杨、面容冷静如同大理石雕刻的年轻军官，兼具东方人特有的细腻观察力和普鲁士军官那种深入骨髓的刻板与精确。

　　他穿着剪裁合体的校级军官常服，金色的肩章一丝不染，双手戴着白手套，自然垂落，手中拿着一个皮质封面的记录本和一支钢笔，如同最精密的仪器，随时准备记录下皇帝陛下的思绪、疑问和最终的命令。

　　“莱茵哈特，”林晓终于开口，打破了书房内长久的沉默，他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属于最高统治者的疲惫，这种疲惫并非源于身体，而是源于肩上那过于沉重的责任。

　　“看看这地图，”他微微侧身，用手掌示意着那片广阔的、新近被染成蓝色的区域。

　　“我们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几乎实现了霍亨索伦家族几个世纪以来都未曾想象的伟业，将德意志的疆域和影响力推向了历史的顶峰。”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我反而觉得肩上的担子，比在几年前凡尔登地区发起总攻时，更加沉重了？”

　　莱茵哈特微微躬身，动作精确而优雅，他的德语带着极其标准的柏林上层口音，几乎听不出任何异国的痕迹：

　　“陛下，请恕卑职直言，征服一片广袤的土地，与有效而持久地统治它，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

　　“前者需要无坚不摧的利剑与无畏的勇气，后者则需要深邃的政治智慧、超凡的耐心，以及……对胜利表象之下，那些潜在风险的、永不松懈的清醒认知。”

　　他的声音平稳，分析冷静，像在陈述一个客观的几何定理。

　　林晓赞许地看了这位年轻副官一眼，汉斯·伯格功成身退，休假陪伴家人，这个至关重要的空缺由这位背景独特、沉稳敏锐的莱茵哈特填补。

　　看来确实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他不仅提供了忠诚，更提供了有价值的视角。

　　“说得对，一针见血。”林晓转过身，手指精准地划过地图上那条从柏林一直蜿蜒延伸到车里雅宾斯克的、漫长而脆弱的红色虚线——代表着帝国生命线的补给线。

　　“我们的‘野狼’和‘狼王’可以碾碎任何敢于正面抗衡的敌人，但它们无法缩短这数千公里令人绝望的距离，无法让西伯利亚的永久冻土变得肥沃宜人，更无法让所有被征服的、心怀各异的人们真心实意地臣服于帝国的鹰徽之下。”

　　他拿起书桌上那份刚刚由总参谋部送来的、厚达数十页的报告，轻轻晃了晃，“曼施坦因和毛奇，他们几乎在每一份报告里都在强调同一件事：前线部队，尤其是担任突击矛头的装甲部队，急需长时间的休整和补充，人员和装备的损耗已经接近临界点。”

　　“而更可怕的是后勤压力，这条补给线就像一根被拉到极致的橡皮筋，还有这广袤的、刚刚被我们纳入掌控的占领区，”

　　他的手掌覆盖在地图上那片巨大的蓝色区域，“它就像一块巨大而干燥的海绵，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吸收、分散着我们本已紧张的兵力，用于维持秩序、清剿残敌、保卫交通线……”

　　他顿了顿，目光变得锐利，如同鹰隼般扫过地图的两翼，转向西方和东方：

　　“而且，不要忘了，我们在世界舞台上的那些‘朋友们’无论是隔海相望的，还是隔岸观火的他们也绝不会坐视我们安安心心地消化掉这块从天而降的、过于庞大的蛋糕。嫉妒和恐惧，是比仇恨更强烈的驱动力。”

　　......

　　在遥远的东线，盛夏的灼热取代了春季的泥泞，广袤的俄罗斯草原在烈日下蒸腾着热浪。

　　但战争的节奏，在帝国最高意志的干预下，却不可逆转地明显放缓了下来，根据柏林和联军总司令部的明确指令，庞大的德军及其仆从军，在从伏尔加河下游到乌拉尔山脊的广阔弧形战线上，全面转入了战略防御和巩固阶段。

　　在饱经战火摧残的车里雅宾斯克，瓦尔特·莫德尔中校这位因其在复杂局势下稳定战线、并以最小代价达成防御目标的非凡能力而开始赢得“防御之狮”美誉的将领展现了他超越普通攻城略地者的才华。

　　他并没有沉醉于攻占这座乌拉尔重镇的荣耀之中，而是立刻投入到繁琐、枯燥但至关重要的防御体系建设和民事管理之中。

　　“我不需要阅兵，不需要庆祝酒会！”莫德尔在他的临时指挥部－一座原苏维埃办公大楼里，对着他手下的参谋和工兵军官们，用他那特有的略带沙哑而坚定的声音说道。

　　“我需要的是坚固的环形防御阵地，是能够抵御炮击和突击的支撑点，是雷区、铁丝网和反坦克壕构成的死亡地带！”

　　“立刻组织所有可用的兵力，包括俘虏，修复和加固城防工事！我要在城外建立起三道连续的防线！”

　　他走到城市地图前，手指用力点着几个关键路口和制高点，“这里，这里，还有这里，必须建立坚固的堡垒式据点，储备至少能支撑一周战斗的弹药和给养。”

　　“巡逻队必须像梳子一样，每天不间断地清剿周边森林和村庄里残存的红军游击队和小股渗透部队，不留任何死角！至于城内的秩序。”

　　他的眼神变得冰冷，“实行最严格的配给制和宵禁！任何敢于抢劫、散布谣言或袭击我军人员者，无需审判，就地枪决！我们要让这里，成为帝国继续东进最稳固的基石，而不是一个需要不断放血的伤口！”

　　而在更东面、扼守着乌拉尔山脉几个关键隘口的区域，埃尔温·隆美尔上校的战斗群则像一群被暂时拴住、精力过剩的猎犬，不甘于仅仅被动地守卫阵地。

　　他派出了大量由轻快的“狼獾”装甲车、加装机枪的侧三轮摩托车和精锐山地步兵组成的侦察分队，对乌拉尔山以东那片广袤而陌生的西西伯利亚平原，进行了频繁的、富有侵略性的武装侦察。

　　“不要怕小规模的交火！”隆美尔在他那辆总是靠近前线的指挥车里，通过无线电对侦察分队的指挥官们说道。

　　“我们要像蚊子一样叮咬他们，试探他们的防线强度，摸清他们的兵力部署和炮兵阵地位置，最重要的是，了解这片该死的地形！每一片沼泽、每一条河流、每一个可以作为支撑点的村庄，我都要知道！”

　　这些大胆的侦察行动，不仅带回了宝贵的情报——确认红军正在叶卡捷琳堡至鄂木斯克一线仓促构建新的、但缺乏纵深的防线，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正在疯狂地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

　　但指挥混乱和重型装备严重短缺的问题依然突出——更重要的是，它们保持了隆美尔部队那锐不可当的进攻精神和在高风险环境下的实战经验。

　　与此同时，在设于萨马拉的联军总司令部里，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略层面的博弈也在紧张地进行着。

　　“元帅阁下！”弗兰格尔将军在一次会议上，忍不住提高了嗓门，他浓密的哥萨克胡须因激动而颤抖。

　　“我们的哥萨克骑兵已经磨好了马刀！我们不能停在乌拉尔！必须继续向东，光复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那是沙皇陛下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每拖延一天，布尔什维克就能多喘息一天！”

　　曼施坦因元帅则保持着冷静，他用一根细长的指挥棒在地图上缓缓移动，语气平和但不容置疑：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将军，我理解您和沙皇陛下的急切心情，但是，战争不仅仅是热情的冲锋。”

　　“看看我们的后勤报告，从伏尔加河到这里的铁路运力已经饱和，我们的装甲师需要更换履带和引擎，士兵们需要休息。”

　　“盲目前进，只会让我们的战线过度延伸，像拿破仑一样，最终被俄国的冬天和空间吞噬，我们必须先巩固，确保后方的安全，让补给线畅通无阻，否则，即使我们打到了鄂木斯克，也可能因为后路被切断而陷入绝境。”

　　而在另一边，奥匈帝国的博罗耶维奇元帅则忙于整顿他麾下那支由多民族组成的、纪律开始出现涣散迹象的部队，并疲于应付日益活跃、神出鬼没的红军游击队在漫长而脆弱的交通线上发动的频繁袭扰。

　　就在林晓于无忧宫的书房里，深沉地审视着东线复杂局势的同时，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带着海水咸味和政治算计的情报电文，也经由帝国外交部与情报机构的梳理，被摆上了他宽大的橡木书案。

　　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这位一度高举“十四点和平原则”旗帜、试图以理想主义重塑世界秩序的政治家，在德意志帝国于欧亚大陆势如破竹的现实面前，其政策正变得越来越具有现实主义和对抗色彩。

　　“陛下，”帝国外交部长亲自呈上报告，语气凝重，“威尔逊总统近日在国会发表了一次重要演讲，虽然通篇没有直接点名帝国，但其中对‘某些军事强权国家’所奉行的‘大陆霸权主义’和其对‘弱小民族自决权利’的‘系统性践踏’提出了强烈谴责。”

　　“他呼吁‘所有热爱自由与民主的国家’团结起来，共同维护基于国际法、民族自决和公海自由的‘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而更值得我们警惕的是，美国国会正在紧锣密鼓地审议一项新的、规模远超以往任何时期的‘两年期海军扩建法案’，旨在打造一支‘足以同时保卫两洋’的强大舰队。”

　　林晓闻言，嘴角勾起一丝冰冷的、带着嘲讽意味的冷笑：

　　“规则？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而且这由哪个蠢蛋制定的规则？是由伦敦和巴黎那些已经破产、却依然抱着旧殖民帝国幻梦不肯放手的绅士们吗？”

　　“还是由躲在美洲孤立主义堡垒里、直到战争最后时刻才下场摘取果实的华盛顿政客？”

　　他转过身，目光投向侍立一旁的莱茵哈特，“莱茵哈特，以你之见，抛开这些外交辞令，美国人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

　　莱茵哈特思索了片刻，组织着最精准的语言，谨慎地回答：“陛下，威尔逊总统的言论，可以视为美国政府对帝国在欧洲乃至欧亚大陆主导地位日益巩固的公开不满和战略焦虑的体现，也是对其国内日益高涨的孤立主义思潮的一种平衡和引导。”

　　“而大规模的海军扩建计划，则明确是为未来的、可能的海外干预和力量投送积蓄实实在在的实力基础，其假想敌不言而喻。”

　　“不过，就目前来看，美国直接军事介入欧亚大陆事务的风险依然被认为处于较低水平，他们更可能采取的方式是：经济上的竞争与制裁、外交上的孤立与围堵、以及有限度地支援那些流亡政权，通过这些综合手段来牵制帝国，延缓我们消化胜利果实的步伐，并为美国自身争取更多的战略发展时间和空间。”

　　“分析得冷静而透彻。”林晓点了点头，表示认可。

　　“那么，我们的应对之策，就不能是简单的愤怒或无视，我们不能给华盛顿那些渴望寻找外部敌人的政客们太多冠冕堂皇的借口，告诉我们的外交部，”

　　他的语气变得果断，“加强对南美洲国家，特别是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的经济渗透与外交拉拢，用欧元和贸易协定，削弱美元和英法在那里的传统影响力。”

　　“同时，可以‘不经意间’、通过非官方渠道，向有影响力的美国媒体和国会议员透露一些信息——比如帝国对维护全球贸易自由的坚定承诺，以及我们对任何试图破坏这一原则在太平洋地区制造紧张局势行为的严重关切和警告。”

　　“策略是，既要展示我们维护自身利益的肌肉和决心，也要避免过度刺激美国国内那根敏感的神经，引发不必要的过早对抗。”

　　对于偏安于加拿大渥太华寒冷之地的英国流亡政府，以及蜗居在北非阿尔及尔、依靠着地中海咸湿海风的“自由法国”而言。

　　德军在东线取得的又一次辉煌胜利——攻克车里雅宾斯克、兵临乌拉尔山，无疑是雪上加霜，在他们本已黯淡的前景上，又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绝望的冰霜。

　　在渥太华，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虽然依旧坚持每天通过广播，用他那富有煽动性和不屈意志的嗓音，向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英国子民和盟友们呼吁坚持抵抗，宣称“黑暗终将过去，黎明必将到来”，但其声音的影响力，已经如同远方的回声，日渐微弱。

　　持续的战争状态、本土沦陷的残酷现实、以及完全看不到胜利希望的未来，让流亡政府内部弥漫着一种难以驱散的悲观和绝望情绪。

　　一些较为“务实”的官员，开始私下里、小心翼翼地探讨与柏林进行某种“现实性接触”、为不列颠保留一丝元气的可能性，尽管这种想法立刻被丘吉尔的坚定支持者斥为“可耻的叛国”和“对牺牲者的亵渎”。

　　而在阳光炙烤下的阿尔及尔，夏尔·埃兰准将的处境则更为艰难和孤立。

　　德国及其盟友对地中海的控制日益严密，通往外部世界的海上援助渠道几乎被完全切断。

　　内部，保皇派、共和派、殖民地军官以及来自本土的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分歧与争吵愈发难以弥合，资源的极端匮乏导致士气低落，开小差和投向维希法国（德国的傀儡，沿用的二战傀儡法国的名字）的事件时有发生。

　　埃兰本人也因为其固执地坚持抵抗、拒绝任何形式的妥协而显得愈发孤独和悲壮。

　　他派往华盛顿求援的特使团也未能取得任何突破性进展，威尔逊政府虽然口头上表示同情与道义支持，但始终拒绝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军事援助或公开的政治承认。

　　这两个流亡政权的存在，虽然仍是柏林政治棋盘上需要关注的麻烦棋子，牵制着帝国一部分外交和情报资源。

　　但其实际的政治和军事威胁性，随着德意志帝国在欧洲大陆和东方地区的统治日益巩固，正在不可逆转地、加速地衰减。它们更像是旧时代留在世界舞台上的、日渐模糊的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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