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4章 零陵之行（四）

　　邓安三人信步而行，穿过几条熙攘的街道，忽见前方有一处院落，气象与周遭店铺民居迥然不同。

　　院墙并非寻常的黄土或砖石，而是以青砖细细垒砌，墙头覆以青瓦，显得整洁而肃穆。

　　门前并无华丽装饰，只悬一古朴木匾，上书四个遒劲大字：“襄阳学宫”。

　　门廊下立着两株苍劲的古柏，枝叶扶疏，投下大片荫凉。

　　虽非官府衙门，却自有一股令人不敢喧哗的庄重气息。

　　此刻，学宫大门敞开，门外围了不少身着儒衫的士子以及一些看似好奇的百姓，皆伸颈向内观望，时而低声交谈，时而点头赞叹。

　　“哦？这地方看起来不一般啊！”

　　邓安好奇心大起，如同发现了新大陆的探险家，立刻凑上前去，向一位看起来像是本地士子的人打听：“这位兄台，请问此处是……？”

　　那士子见邓安气度不凡（还是底子好），便客气回道：“此乃襄阳学宫，乃州中大儒与名士讲学、论道之所。

　　今日恰逢司马德操司马徽、宋仲子宋忠、庞德公、黄承彦几位先生在此聚讲，机会难得，故而来此聆听高论。”

　　司马徽！宋忠！庞德公！黄承彦！

　　邓安脑子里“嗡”的一声，如同被一道闪电劈中！好家伙！这可是荆襄地区顶级的文化天团！

　　虽然他对“襄阳学宫”这个名字没啥印象或许是小范围的高端沙龙性质，但这几位的大名，那可是如雷贯耳！

　　尤其是司马徽，“水镜先生”的名头，以及他那句“卧龙、凤雏，得一可安天下”，哪个三国迷不知道？

　　要知道，这家伙在早期的贴吧里，也是妥妥的概念神一位。

　　他强压下心中的激动，赶紧拉着秦琼和公孙胜挤到人群前列，竖起耳朵仔细聆听。

　　学宫院内，古柏掩映下，设着几张蒲席。

　　四位长者席地而坐，衣冠朴素，却气度凛然。

　　他们并非照本宣科，而是围绕某些议题进行激烈的辩论与阐发。

　　邓安挤在人群前，起初还抱着学习的心态，很快就发现自己连入门资格都没有。

　　首先发难的是宋忠，他面容严肃，手持一卷竹简，声音洪亮而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感：

　　“《春秋·隐公元年》书‘郑伯克段于鄢’，《谷梁传》明言：‘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

　　此乃诛心之笔，直指郑庄公蓄意纵容其弟共叔段，养成其恶而后杀之，讥其失兄友弟恭之道，阴险狡诈！

　　而《左氏》却详述段之骄纵、武姜之偏私，似有为郑伯开脱之嫌。

　　范宁注《谷梁》，亦深以为然。故依《谷梁》之微言大义，此乃人伦之大防，岂可轻忽？”

　　他引经据典，直接将《春秋》三传中《谷梁传》和《左传》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解读摆上台面，并引用后世注疏大家范宁的观点来佐证自己的立场，强调《春秋》笔法在于道德审判。

　　话音刚落，司马徽便微微摇头，他神色恬淡，语气却不缓不急：

　　“仲子兄此言，未免过于拘泥。

　　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其意在‘拨乱世反之正’。

　　然时移世易，岂能尽以古义绳之？郑伯身处其时，内有母后偏私，外有强弟觊觎，若不断然处置，恐非郑国宗庙之福。

　　《左氏》详述其事，正是让人明其不得已之苦衷。

　　经义之用，在于通权达变，若一味强调‘克’为‘能杀’，则后世君王面对宗室内乱，是否皆要束手，坐待其成？

　　岂不闻《易》云‘穷则变，变则通’？吾以为，读经当观其大义，明其精神，而非斤斤于一字一词之训诂。”

　　司马徽不仅反驳了宋忠对字眼的执着，还引入了《易经》的“变通”思想，强调经义要结合现实情况灵活理解，上升到治国理政的层面。

　　宋忠闻言，眉头紧锁，显然不服：

　　“德操兄此言差矣！

　　若经义可随意变通，则标准何在？权威何存？

　　《尚书·尧典》开篇即言‘钦明文思安安’，马融注曰：‘威仪表备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之思。’

　　此乃圣王法度，一字不可易！

　　今文家谓《泰誓》非古，然其‘抚我则后，虐我则仇’之语，深合民心天理，岂可因版本之疑而废其义？

　　郑玄康成公，兼采今古，融会贯通，其《毛诗笺》、《三礼注》，考据精详，义理深邃，方是治经正途！

　　若如兄所言，各逞臆说，则圣人之道，必将淆乱！”

　　他再次拉出《尚书》的不同版本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之争，引用汉代大儒马融、郑玄的注疏来强调考据和师承的重要性，指责司马徽的观点会导致经义解释的混乱。

　　司马徽却淡然一笑：

　　“仲子兄，康成公之学，博大精深，徽亦深佩。

　　然学问之道，贵在自得于心。

　　昔孔子删《诗》《书》，定《礼》《乐》，岂是照搬前典？亦是取其精华，契于时用。

　　且夫，经者，常也，然常中有变。譬如《礼》云‘男女授受不亲’，然‘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亦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吾等读经，若只知寻章摘句，皓首穷经，而不能如郑玄般融会贯通，切于时用，纵是注疏千万言，于这‘洛阳二百里无炊烟’之乱世，又有何益？

　　不若思索如何‘尊王攘夷’，保境安民，使生民得免于涂炭，方不负圣贤着经之本意。”

　　他巧妙地将辩论从纯粹的学术考据拉回到现实关怀，引用孟子的话来支持自己“经世致用”的观点，并再次联系到眼前战乱的惨状，使得辩论的层面更加丰富和深刻。

　　两人你来我往，引用的典籍从《春秋》三传、《尚书》到《诗经》、《三礼》、《易经》、《孟子》，提及的学者从孔子、孟子到马融、郑玄、范宁，涉及的不仅是经文本身，还有历代注疏、学派分歧、乃至现实应用。

　　邓安在一旁听得头晕目眩。

　　他感觉自己就像个不小心闯入了博士生答辩现场的小学生，那些佶屈聱牙的经文、层出不穷的人名、书名、学派名称，如同无数个飞速旋转的符号，在他脑子里搅成一团浆糊。

　　他只能勉强抓住“郑伯克段”、“嫂溺援手”等几个相对熟悉的故事梗概，但对其中的微言大义和学术分歧，完全摸不着头脑。

　　他求助般地看向秦琼，秦琼微微摇头，低声道：“末将……只知郑伯杀弟是不义，孟子说救人是对的。然此间辨析，牵涉过深，非我所长。”

　　这位猛将的理解停留在最基本的道德和实用层面。

　　他又看向公孙胜，老道捋须微笑，低语：“贫道观其争，如观云气变幻，各有其理，然执着于文字相，已是落了下乘。我道家言‘道可道，非常道’，真义在心不在口。”

　　公孙胜直接从更高维度“俯瞰”了这场辩论，觉得他们争论的都是表象。

　　邓安心中哀叹：“完了，彻底文盲了！这比我当年背《出师表》难一万倍！”

　　他只能继续硬着头皮，充当一个迷茫的旁观者，深刻感受到了汉末顶尖知识分子圈层的文化壁垒。

　　这水，太深了！

　　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想他一个现代人，跑到汉末跟顶尖学者聊经学，简直是自取其辱。

　　他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当个安静的吃瓜群众。

　　激烈的经义之争暂告一段落，学宫内的气氛却并未轻松下来。

　　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向了眼前这令人忧心的世道。

　　先前言语交锋的锋芒，化作了沉郁的叹息与务实的探讨。

　　庞德公长叹一声，那叹息仿佛带着北地烽烟的焦灼。

　　“去岁有友人自颍川北上，欲归河内，其所见……

　　唉，言道自洛阳以东，直至荥阳、中牟，二百里内，几无炊烟。

　　昔日繁华京畿，如今阡陌荒芜，村落尽成墟里。

　　白骨露于野，非虚言也。

　　更有流民络绎于道，面如菜色，衣不蔽体，倒毙于途者，无人收殓，任由鸦雀啄食……

　　此情此景，每每思之，令人心胆俱裂。”

　　他的描述具体而微，将一幅人间地狱的画卷缓缓展开，学宫内一片寂静，唯有沉重的呼吸声。

　　司马徽接口，语气中带着深深的无力感。

　　“董卓一把火，烧的不只是洛阳宫室，更是天下纲常。

　　如今关东诸公，名为讨董，实则各怀私心，争地以战，杀人盈野；

　　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苦的，终究是黎民百姓。

　　我荆襄之地，赖刘景升勉力维持，暂得安宁，然亦如风中残烛，不知能持几时。”

　　他将个人的悲惨上升到秩序崩坏的高度，点出了安宁的脆弱性。

　　黄承彦的忧虑则更为具体，他轻抚着身旁的一卷帛书，沉声道。

　　“战火一起，玉石俱焚。

　　诸子典籍，先贤心血，毁于兵燹者不知凡几。

　　老夫与几位友人，正尝试将重要经书，以新近改良之‘左伯纸’抄录副本。

　　此纸虽不及缣帛坚韧，却远轻于竹简，易于携带藏匿。”

　　他提到了一种当时较为先进的纸张。

　　宋忠补充道：

　　“不仅如此，还需寻觅稳妥之地。襄阳城内虽安，然非万全。

　　我等商议，或可将部分抄本，分藏于岘山、鹿门山等处的世家坞堡密室之中，多重分散，以期薪火不绝。”

　　他们讨论的已不仅是学术，更是在为文明的火种寻找避难所，其思虑之深远，让邓安动容。

　　话题继而转向如何在乱世中生存。

　　庞德公分析道：

　　“荆州七郡，目前看来，以南郡襄阳、江陵为核心，江夏虽有黄祖镇守，然直面孙坚兵锋，并非万全。

　　零陵、桂阳地处南陲，山峦阻隔，或可暂避兵祸，然蛮夷杂处，开发不易。武陵郡亦然。”

　　黄承彦则更关注具体生计：

　　“若要开垦荒地，首选近水之下田。

　　然需注意排涝，可效仿先秦旧法，修建陂塘，旱则引水灌溉，涝则泄洪。

　　种子亦需精选，襄樊一带稻种尚可，若能引入交州占城之稻，或可增产……”

　　他开始涉及具体的水利和农业技术。

　　司马徽提醒道：

　　“开垦虽好，亦需依仗地方宗族。

　　蒯、蔡、庞、黄等家，在各地皆有田庄坞壁。

　　欲行事，需得其首肯或合作，否则寸步难行。

　　譬如宜城西山、中庐河谷等地，多为蒯氏产业；而那鱼梁洲左近，则是蔡家势力范围……”

　　他点出了在荆州行事无法绕开的地方豪强势力。

　　邓安听着这些讨论，相比于之前的经学辩论，这些内容他总算能听懂大半了。

　　他能理解战乱的残酷，明白保护文化的重要性，也对寻找安全之地、开荒种地有了概念。

　　但是，当话题深入到具体的地理位置如岘山、鹿门山、宜城、中庐、技术细节陂塘修建、占城稻、以及错综复杂的家族势力分布蒯、蔡、庞、黄各自的地盘时，他又开始感到力不从心。

　　他知道“占城稻”大概是很高产的稻种，但具体如何引入、种植条件是什么，一无所知；

　　他知道豪强很重要，但蒯家、蔡家具体掌控了哪些资源，与其他家族关系如何，对他而言是一团迷雾；

　　他知道要修水利，但“陂塘”的具体形制和工程要点，更是他的知识盲区。

　　他就像一个刚刚学会看地图的人，突然被要求去规划一个国家的区域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空有想法，却缺乏支撑这些想法的具体知识和本地信息。

　　这种“半懂不懂”的状态，反而更让他焦躁，意识到自己距离真正融入和理解这个时代，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他或许能带来一些超越时代的理念，但要将这些理念落地，需要无数像眼前这几位名士所掌握的、扎根于这片土地的“细节”来填充。

　　就在邓安为此感到些许气馁之时，话题再次转向，这一次，直接戳中了他最敏感的神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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