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4章 经略新土

　　南海大捷的余波尚未平息，琼州水师大寨已迅速从一场血战的疲惫中恢复过来，转而充满了开拓与建设的蓬勃朝气。码头上，卸下的不再是伤痕累累的战舰构件和哀嚎的伤员，而是堆积如山的木材、石料、新铸的火炮，以及一船船从大陆招募而来的工匠、农户和怀揣梦想的冒险家。

　　靖海伯施大瑄并未沉醉于胜利的荣光，他深知，战场上的胜利只是第一步，如何将胜利果实转化为帝国持久的海疆利益，才是真正的考验。总督府内，巨大的南洋沙盘旁，围坐着水师将领、新任命的琼州府官员以及海商协会的代表。沙盘上，代表大明控制范围的龙旗，正以前所未有的密度，插向苏门答腊、婆罗洲乃至更遥远的香料群岛（马鲁古群岛）方向。

　　“伯爷，根据陛下密旨及朝廷决议，今后我大明在南洋，当以‘贸易开道，据点巩固，文武并用’为方略。”一位刚从北京调来的兵部郎中指着沙盘，侃侃而谈，“首要之务，便是在关键航道、物产富集之地，设立‘商站’与‘补给港’。这些据点，初期以贸易和补给功能为主，派驻少量水师官兵及文吏管理，逐步吸纳周边土民，传播华夏衣冠，最终形成事实上的控制。”

　　施大瑄微微颔首，目光锐利：“选址至关重要，需兼顾航道要冲、水深港阔、易守难攻，且周边有可开拓之腹地。诸位有何高见？”

　　一位熟悉南洋水文的老舵主起身，用粗糙的手指划过沙盘：“禀伯爷，苏门答腊东南之旧港（巨港），地处巽他海峡咽喉，历来为三佛齐故地，物产丰饶，华商往来甚多，可作为首要目标。其次，婆罗洲西岸之坤甸，金矿与胡椒闻名，且当地土王与荷夷素有龃龉，可引为奥援。再者，爪哇海东口之泗水，亦为良港，若能掌控，则可扼守爪哇海通往香料群岛之门户。”

　　海商协会的代表迫不及待地补充：“正是！旧港的胡椒、婆罗洲的金砂与钻石、香料群岛的豆蔻丁香，皆是暴利之物！以往荷夷垄断，压价极狠。若我大明能直接设立商站，与土着公平贸易，不仅利国利民，更能彻底断绝荷夷之财路！”

　　“公平贸易？”施大瑄意味深长地看了那商人一眼，“如何才算公平？是我等定价，还是土着定价？商站设立之初，是纯粹买卖，还是需圈占土地，派驻流官，行教化之责？”

　　一连串的问题，让热闹的议事厅稍微安静下来。开拓南洋，不仅仅是军事征服和商业掠夺，更涉及到复杂的治理问题。是建立殖民据点，进行资源剥削？还是将其视为藩属，实行朝贡贸易？或是如同国内府县，逐步推行王化？

　　一位琼州府的文官沉吟道：“下官以为，或可效仿秦汉之‘初郡’政策。初期，承认当地土王自治，我朝仅设立商站与军事哨所，保护贸易，传播文化，以利益和威望使其归心。待时机成熟，汉人移民增多，再逐步设官立制，将其纳入版图。此谓‘渐进化之’。”

　　“渐进化之……恐耗时太久。”另一位将领摇头，“西夷如狼似虎，今日败退，明日必卷土重来。若不能迅速建立牢固据点，挖掘资源以壮大军力，如何应对未来之挑战？下官以为，当以强力手段，择要害之处，直接筑城屯兵，移民实边，如同台湾故事！”

　　文武两方的观点，代表着帝国向南洋扩张的两种不同路径。施大瑄听着双方的争论，心中已有计较。他清楚皇帝的意图：既要实效，也要尽量减少直接统治的阻力与成本。

　　“诸位所言，皆有道理。”施大瑄最终拍板，“然南洋广袤，情形各异，不可一概而论。对旧港、坤甸此等要地，且华商基础较好之处，可派使者与当地土王磋商，签订条约，允我设立‘租界’式商站，享有驻军、司法、税收之特权，逐步扩大影响。对荷西残余势力盘踞或无关紧要之小岛，则可效猎杀支队之法，以武力清除，建立纯军事据点，保障航线安全。”

　　他顿了顿，声音提高：“至于移民实边，朝廷已有方略。将招募闽粤无地贫民、赦免之轻罪犯人，由水师护航，迁往台湾、琼州，以及南洋新辟之据点，授田垦荒，寓兵于农。同时，鼓励海商协会组织人手，前往开发矿产、种植经济作物。总之一句话，陛下要的，是一个能持续为帝国输血、并能牢牢掌控在我们手中的南洋！”

　　具体的方略被迅速制定出来。一支支由水师护送、满载着工匠、农具、种子和建设物资的船队，开始从琼州、广州、月港启航，驶向沙盘上被标记出的一个个目标点。帝国的力量，不再仅仅体现于舰队的游弋和炮火的轰鸣，更体现在这种有条不紊、根基深厚的殖民开拓之上。

　　几乎在同一时间，北京，武英殿偏殿。

　　太子朱慈烺正在审阅由户部、工部联合提交的《南洋拓殖初步预算及移民安置条陈》。看着那庞大的预算数字，以及涉及的繁杂事务——从船只调配、物资采购，到移民登记、沿途医疗保障，再到抵达后的土地分配、头三年免税政策的执行——他深深感到了治理一个庞大帝国、尤其是推动如此激进扩张政策的艰难。

　　“殿下，此预算虽巨，然若能顺利开拓南洋，未来海关税收及物产收益，必百倍于此。”户部侍郎小心翼翼地解释，“只是，初期投入确实惊人，需从太仓库（国库）和内帑（皇帝私库）共同支应。”

　　朱慈烺放下条陈，揉了揉眉心：“钱财之事，尚可筹措。孤所虑者，是如此大规模迁徙百姓，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其间艰辛困苦，恐非纸上所能尽述。若有官吏经办不力，或途中疫病流行，或抵达后安置不当，岂非徒耗国帑，更失民心？”

　　他回想起父皇的教诲：“实力是国本。”这开拓南洋，无疑是增强国力的捷径。但作为储君，他更深刻地体会到，这“实力”的背后，是无数黎民百姓的汗水、泪水，甚至生命。如何在这激进的扩张中，尽可能地保全民生，体现“仁政”，成了他思考的重点。

　　“传孤令旨，”朱慈烺对詹事府官员吩咐，“在此移民条陈中，增补数条：一，严查经办官吏，若有克扣移民安家费、舟船费者，从严治罪；二，令太医院选派精干医官，随船队而行，备足药材，尽力保障移民健康；三，抵达安置地后，地方官须优先协助搭建庐舍，分发口粮农具，不得延误农时。”

　　他试图在父皇定下的宏大战略中，注入自己理解的“仁术”。他知道，这或许会稍稍增加成本，延缓一些进度，但他坚信，唯有如此，帝国的根基才能更加稳固。

　　南洋的万顷碧波之上，帝国的航船不仅承载着刀剑与商品，更承载着无数普通人的命运与希望，以及一位储君试图平衡“强革”与“仁政”的努力。经略新土的画卷，正缓缓展开，其笔触既有铁血的刚硬，也不乏一丝人情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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