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伤兵营改革，死亡率骤降

　　绍兴十一年，秋。

　　临安新军大营的训练已步入正轨，鸳鸯阵的操演日渐纯熟，士兵们的喊杀声和兵刃撞击声终日不绝。

　　然而，在这片充满阳刚与力量的景象之外，在军营角落一片相对安静、却弥漫着特殊气味的区域，另一场无声的“战争”也在紧张地进行着。

　　这里，便是新设立的“新军医护营”，它的存在，关乎着训练乃至未来战场上每一个士卒最宝贵的财富——生命。

　　以往的军队，并非没有处理伤病的场所，但通常被称为“伤兵营”或“病号营”，其状况往往触目惊心。

　　多是随意搭起的几个帐篷，缺医少药，卫生条件极差。

　　受伤的士卒被草草抬入，由一些略懂粗浅医术的老兵或僧道简单包扎，生死全凭天意。

　　伤口感染、化脓、败血症是常态，死亡率高得惊人。

　　许多士卒并非死于战场搏杀，而是倒在伤兵营的污秽中痛苦哀嚎而亡。

　　这严重挫伤士气，也是兵员巨大的非战斗减员。

　　赵构深知这一点。

　　来自后世的他，明白医疗保障对军队战斗力的维系和士气的鼓舞有多么重要。

　　在推行军事改革的同时，他将“伤兵营改革”提升到了与装备、训练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

　　旨意下达，由格物院医学组、太医局、以及新任的“医护营总提举”安济民（原安道全后人）共同负责，按照全新的理念和标准，建立一套前所未有的军医体系。

　　全新的理念：救死扶伤，亦是战功。

　　改革的第一步，是观念的转变。赵构明发诏书，宣布：“将士负伤，乃为国效命所致。

　　救治伤患，与阵前杀敌同功！

　　凡医护营人员，尽心职守，活人众多者，论功行赏，视同军功！”

　　这一定性，将军医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同时严令，各军必须优先保障医护营的药材、物资供应，不得克扣。

　　全新的编制：专业专职，体系完备。

　　新的“医护营”完全独立出来，不再是后勤的附庸。

　　设总提举一人（安济民），下设医官、医护兵、药剂师、担架队等，分工明确。

　　医官从太医局和民间征召有外伤治疗经验的郎中，授予军衔；

　　医护兵则从士卒中挑选心思细腻、胆大心细者，经严格培训后上岗；

　　药剂师负责药材的采购、鉴别、炮制和分发；

　　担架队则由辅兵组成，专门负责战地抢救和后送。

　　全新的设施：分区管理，洁净为先。

　　新军大营的医护营，设在营区地势较高、通风良好、靠近水源的位置。

　　不再是简陋帐篷，而是用木材和竹材搭建的、排列整齐的营房。

　　营区严格分区：

　　检伤分类区：所有送来的伤员首先在此由经验丰富的医官快速检查，根据伤情轻重缓急，贴上不同颜色的布条（如红色为危重，黄色为重伤，绿色为轻伤），决定救治顺序和送往哪个区域。

　　这避免了轻重伤混杂、危重者得不到及时救治的混乱。

　　重伤急救区：紧邻检伤区，设有数个单间，用于处理大出血、气胸等危及生命的重伤，器械药品齐全。

　　轻伤处置区：处理包扎、缝合等一般伤情。

　　重伤康复区：供危重伤员术后观察和恢复。

　　隔离病房：用于收治发热、腹泻等疑似传染病的病患，防止交叉感染。

　　药局、沸水房、洗衣房、污物处理区等一应俱全。

　　最重要的是卫生条例的严格执行。

　　赵构根据模糊的记忆，提出了几项“铁律”：所有医护人手必须用“消毒烈酒”（格物院蒸馏提纯的高度酒）洗手；

　　所有包扎用的布条必须煮沸消毒后晒干使用；

　　伤兵的被服勤换洗；

　　营区每日洒扫，污物定点深埋；

　　严禁在营区内随地便溺。

　　这些措施起初被老兵视为“穷讲究”，但在安济民的强硬推行下，逐渐成为习惯。

　　全新的技术：格物助力，医术革新。

　　格物院的介入，带来了技术上的革新。

　　1. 消毒防腐：高度蒸馏酒和经过反复试验确定的“清热解毒汤”成为清洗伤口、浸泡器械的标准流程，虽然无法完全灭菌，但大大降低了感染率。

　　安济民还尝试用烧红的烙铁灼烧严重污染的创口，虽残酷，但在缺乏抗生素的时代，是防止“伤风”（破伤风）和坏疽的有效手段。

　　2. 外科手术：在赵构的提示下，医官们开始更系统地处理创伤。

　　针对箭伤，强调探查并取出深部箭头或碎骨；

　　对于肢体严重毁损伤，在确认无法保全后，果断进行“截肢术”，使用改进的止血带（弹性皮管）和锋利的手术刀（高炉钢打造），术后用烧红的烙铁灼烧断面止血，虽然后果惨烈，但至少保住了性命。

　　安济民甚至尝试进行简单的血管结扎。

　　3. 麻醉与镇痛：格物院改进了“麻沸散”的配方，使其效果更稳定，用于大型手术。

　　日常镇痛则使用汤药或药酒。

　　4. 护理与康复：医护兵不仅负责换药，还负责给伤员喂食、翻身、清洁，防止褥疮。

　　康复期配有药膳，并逐步进行体能恢复训练。

　　实战检验，成效卓着。

　　改革的效果，在随后一次高强度的野外对抗演练中得到了残酷而真实的检验。

　　演练模拟实战，难免有士卒在复杂地形中摔伤、扭伤，甚至在使用包棉木刀木枪的激烈对抗中造成骨折、撕裂伤等“训练伤”。

　　以往，这种情况意味着至少数月的伤残和极高的感染风险。

　　但这次，情况截然不同。

　　伤者被迅速由担架队从“战场”抢运下来，送至检伤分类区。

　　医官迅速判断伤情，危重者立即送入急救区。

　　医护兵用消毒酒清洗伤口，撒上金疮药粉，进行包扎。

　　一名小腿开放性骨折的士兵，在服用麻沸散后，由安济民亲自操刀，进行了清创和夹板固定术。

　　整个医护营忙碌而有序，空气中弥漫着药味和消毒酒的气味，但不再是往日那种腐败和绝望的气息。

　　演练结束半月后，数据统计上来：此次演练共产生轻重伤员一百四十七人。

　　其中，除三名因伤势过重（内出血、颅脑损伤）当场死亡外，其余一百四十四人全部存活！

　　轻伤员已基本康复归队，重伤员情况稳定，无一人因感染致死！

　　死亡率降至惊人的百分之二左右！

　　消息传出，全军震动！

　　尤其是那些经历过旧式伤兵营恐怖景象的老兵，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

　　他们知道，这意味着在未来的战场上，自己若不幸负伤，活下来的机会将大大增加！

　　这种对生命的保障，极大地安定了军心，提升了士气！

　　“陛下圣明！安神医仁心仁术啊！”伤愈归队的士卒们，对皇帝和医官感激涕零。

　　“以前受伤等于半只脚踏进鬼门关，现在好了，有医护营在，心里踏实！”士兵们私下议论，训练时也更加敢于拼搏。

　　赵构在接到安济民的奏报后，龙颜大悦，重赏了医护营所有有功人员。

　　他知道，这套军医体系的建立，其意义不亚于获得一件神兵利器。

　　它保存了宝贵的、有战斗经验的老兵，维持了部队的持续战斗力，更重要的是，它凝聚了军心，体现了朝廷对士卒生命的重视。

　　“士卒用命，朕必不负之。”

　　赵构对随行的枢密使李纲感叹道，“让将士们知道，朝廷会尽力救治每一个为国立功的伤者，他们才会更加奋勇杀敌。

　　这，才是真正的王者之师。”

　　改革的春风，也吹到了北伐前线。

　　岳飞、韩世忠等大将闻讯，立即上奏，请求将这套医护体系推广至各军。

　　赵构准奏，命安济民选派得力人手，奔赴各军，建立标准化的医护营。

　　从此，大宋的军队中，多了一支身穿特殊号服、臂缠红十字（赵构提议的标志）的队伍。

　　他们虽不直接执戈杀敌，却用另一种方式，守护着帝国的钢铁长城，践行着“仁心仁术”的诺言。

　　伤兵营的死亡率骤降，不仅是一个冰冷的数字变化，更是一股温暖而强大的力量，悄然注入大宋军队的魂魄之中，使其变得更加坚韧，不可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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