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章 雍正改制：承启与鼎新

　　养心殿的灯火，映照着雍正帝愈发清癯而坚定的面庞。

　　天榜画卷清晰地呈现出，这位皇帝并非意在简单地修补前朝弊政，而是试图从根本上重塑帝国的财政与权力结构。

　　他的改革，深植于对康熙时代政策的深刻理解、批判性继承，乃至在某些方面的彻底逆转。

　　【耗羡归公与养廉银：从默许到规范】

　　康熙朝对于地方征收的“火耗”，基本采取默许态度，视其为弥补官员低俸禄、维持行政运转的必要之恶。

　　然而，这种默许导致了征收额度失控，贪腐丛生，百姓怨声载道。

　　雍正帝从其早年办理政务、清查亏空的经历中，深切体会到此弊之烈。

　　他并非要废除火耗。

　　那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几无可能，而是决心将其规范化、透明化。

　　“耗羡归公”政策遂在全国范围内强力推行。

　　规定火耗额度，由官府统一征收，纳入省级财政管理。

　　这笔收入，一部分用于弥补地方公务开支和国库亏空，另一部分则作为“养廉银”发放给各级官员，其数额远超正俸，以期“厚禄养廉”。

　　大清，康熙朝。

　　晚年的玄烨看着天榜中儿子推行的政策，神色复杂。

　　他深知火耗之弊，却因牵涉过广、阻力太大，未下决心彻底整顿。

　　“胤禛此举......魄力胜朕多矣，然触动天下官吏之利，恐非易事，望其能持之以恒，善始善终。”

　　他既有对儿子敢于任事的欣赏，也有一丝担忧。

　　明，紫禁城。 朱元璋对“养廉银”嗤之以鼻。

　　“贪官之欲，岂是些许银钱所能填满？咱立法不可谓不严，剥皮实草亦不能绝其贪念，此策或可解一时之困，然非根本之计！仍需重典严刑！”

　　他坚信唯有恐怖威慑才是治吏良方。

　　【摊丁入亩：千年赋役之变】

　　如果说“耗羡归公”是针对吏治与财政的整顿，那么“摊丁入亩”则是触及帝国经济根基的巨变。

　　此政策源头可追溯至明清之际的“一条鞭法”及康熙朝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康熙固定丁银总额，减轻了人口增长带来的丁税压力，为后续改革创造了条件。

　　然而，人头税（丁银）与土地税（田赋）分离的弊端依然存在，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负担沉重，土地兼并者反而得益。

　　雍正帝以无与伦比的魄力，将固定下来的丁银数额，平均摊入各地田赋银中，一体征收。

　　这意味着，拥有土地越多，缴纳的赋税就越多，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无地贫民的负担，简化了税收程序。

　　此举堪称华夏两千年赋役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从以人为本转向以资产为本，体现了财政理念的巨大进步。

　　唐，太极殿。

　　李世民对此策大为赞赏。

　　“善！计资定税，损富益贫，方合均平之道！此策若能行之得当，可安天下佃农之心，实为固本培元之良法！”

　　他敏锐地意识到此举对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的作用。

　　宋，汴京。

　　赵匡胤则更关注技术细节。

　　“将丁银摊入地亩，确能均平负担，然清丈田亩乃第一要务，若田亩不清，豪强隐匿，则良法亦成害民之政。”

　　他深知政策执行层面的关键所在。

　　【士绅一体当差纳粮：向特权开刀】

　　最具争议、也最能体现雍正改革决心的，是“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政策。

　　自古以来，拥有功名的士绅阶层享有徭役和部分赋税豁免权，这既是王朝赖以统治的社会基础，也是特权滋生的温床。

　　康熙朝对此基本维持旧制。

　　雍正帝则向这一延续千年的特权制度发起了挑战。

　　他要求士绅也必须承担部分地方杂役（或以银代役），并按规定缴纳粮赋。

　　这直接触动了整个官僚阶层和知识精英的根本利益，引发了轩然大波。

　　河南巡抚田文镜、浙江总督李卫等雍正心腹，在地方强力推行此政，与抵制的地方官绅爆发了激烈冲突。

　　大清，乾隆朝。

　　弘历看着父皇推行的“士绅一体”政策，眉头微蹙。

　　他深知此策于国有利，却过于刚猛，激化了君权与士大夫集团的矛盾。

　　“皇考欲强国家，不得不损士绅之利，然......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朕承平日久，或当稍宽其政，以维系人心。”

　　他心中已开始思考未来政策的调整方向。

　　【军机处：效率至上的权力核心】

　　在中央机构上，雍正亦进行了关键性创新。源于康熙时期为应对西北军务而设立的临时性“军机房”，在雍正手中被制度化为常设的“军机处”。

　　军机大臣由皇帝亲信重臣兼任，每日觐见，承旨拟谕，处理机密要务。

　　其特点是效率极高，保密性强，且完全绕过了内阁、议政王大臣会议等传统权力机构，成为皇帝乾纲独断的最高工具。

　　此举极大地强化了皇权，提升了行政效率，尤其适应了应对西北准噶尔部战事的需要。

　　秦，咸阳宫。

　　嬴政对军机处大加赞赏。

　　“妙！集权于上，令出一门，效率百倍于迂腐之朝议！为帝者，便当如此独握权柄，方能令行禁止，成不世之功！”

　　罗马，皇宫。

　　屋大维亦深感认同。

　　“一个精干、高效、完全忠于皇帝的核心决策圈，是维持庞大帝国运转的关键，这位皇帝找到了将个人意志转化为国家行动的最佳途径。”

　　雍正的这些改革，其思想源头，一方面来自于他对康熙朝宽仁政策下积弊的亲身观察与深刻反思，他决心以“严猛”纠“宽仁”之偏；另一方面，也与他深受儒家“民本”、“务实”思想影响，以及笃信佛教所带来的“雷霆手段、菩萨心肠”的复杂性格密不可分。

　　他并非否定父亲的功业，而是试图在父亲奠定的庞大基业上，通过制度性的深层变革，使其更加稳固、高效，以期能传之久远。

　　浩渺之音于此章末响起，既总结了雍正的改革，也引向了最终的结局：

　　【雍正改制，承康熙之基业，启乾隆之盛世，承前启后，功不可没。】

　　【其以坚毅之心，行刚猛之政，虽谤满天下，亦誉随之。】

　　【然人非金石，如此宵旰焦劳，终损其元。】

　　【十三年勤政，如一日不曾懈怠。】

　　【当其大渐之际，西北烽烟可曾平息？身后之名，又将如何论定？】

　　画卷中，雍正帝伏案的身影，在烛光下拉得愈发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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