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6章 逃之夭夭

　　浙江省杭州市的西湖东南岸，涌金门至清波门的滨湖地带，有一座被高高的青砖厚墙围着的建筑物。这幢建筑物共六间，占地连前后花园、草坪在内不足一亩，坐落在景致幽雅的西湖边上，实在是毫不显眼。然而，本文所述的这起发生于近六十年前的系列飞贼盗案的序幕，就是在这里拉开的。

　　这幢建筑物原是一座古庵，名叫紫雪庵，兴建于何时已无从考证，只知道民国时期香火曾经旺盛过一阵。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宋美龄和其大姐宋蔼龄来杭州时，曾经来紫雪庵一游，当时的《民国日报》曾有报道。杭州沦陷后，大约1942年，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来杭州“视察”，也人内烧过一炷香。

　　杭州解放后，紫雪庵的尼姑陆续还俗， 到1964年，已是一人不剩，成了一座空庵。 紫雪庵空关了半年后，有关部门将其划给了浙江省博物馆使用。博物馆把一批从民间寻觅到的破损文物运进庵内，调了几名专门修复古物的老匠人(旧称古玩匠)，在里面慢条斯理地鉴别、整理、修复。

　　1966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四。早晨8点钟不到，休完三天春节假期前来上班的几名古玩匠已经来到紫雪庵门口。负责开、关大门兼保卫工作的博物馆干部王家伟还没到，他们只好在门外等着。这一等足足等了半个小时，王家伟才骑着自行车匆匆赶到。他下了车，一面一迭声说着“对不起”， 一面撕开年前放假时众人一起贴上的封条， 开了锁，推门而进。

　　古玩匠们走进工作室，顿觉异样:室内工作台上原先整理得整整齐齐的工具、书籍和尚未完工的文物一片狼藉！

　　六十一岁的老匠人赵仁义一惊:“有人进来过了！”

　　另一匠人徐晓义说:“快看东西少了没有！”

　　说着，徐晓义和古玩匠陆某直奔库房查看。库房里堆着半屋子的古陶器、瓷器、青铜器、织绣、文房用具、竹木牙角器，都是待修复的破烂货，没有发现被人动过的痕迹；屋角的一个柜子里放着尚未整理过的符节玺印、字画和少量金银器，两人一看柜锁未动，封条犹存，不禁松了一口气，暗说“万幸”。

　　就在这时，工作室里传来赵仁义的惊呼:“不好！香筒被偷了！”

　　徐、陆两人听了不禁目瞪口呆，怔了一怔，拔腿来到工作室一看，果然！

　　被窃的香筒全称“镂夔变纹象牙箍金香筒”，其造型为华亭式，通盖高24.9厘米， 盖直径5.2厘米，座直径4.8厘米；圆形筒柱上镂刻夔龙纹，夔龙之身细长，相互勾连，形成组合图案；筒顶覆亭式盖，上下两端刻成莲瓣状，盖正中雕有莲托葫芦形钮， 顶中穿一孔，一组染骨珠丝带直通盖内，连接着一根黄金管，筒柱下连有刻仰覆纹的六足白玉圈座。使用时，金管底端的金夹夹上特制的香料，香气则自筒壁徐徐溢出，既能清新空气，使人提神养性，又能防病治虫。

　　“镂夔变纹象牙箍金香筒”系明朝洪武年间大内工匠制造，洪武三年，明太祖朱元璋将其赐予武当山道士。之后，长期存于武当山道观，直至清朝中期流落民间，后为太平天国待王李世贤所得。侍王兵败后，香筒不知去向。

　　1962年，浙江省博物馆组织专家赴浙南觅购文物，竟在松阳县农村一个五保户家中发现了这个香筒。当时，香筒的所有黄金附件均已荡然无存，仅剩筒体简盖。专家如获至宝，当场以八百元购下，携回杭州。

　　浙江省博物馆随即请来北京的文物专家，最终认定这是一件海内外绝无仅有的稀世珍宝，遂拨专款按原样修复。文物专家花了整整两年时间，查阅了大量资料，比照了多件明清时期制作的竹木香筒实物，绘制了数以千计的图样，终于画出图纸，制作了模型，交由技艺最好的古玩匠赵仁义复原。

　　赵仁义埋头苦干了整整八个月，春节前总算将香筒按图纸和模型修复。可是，试下来，香气却难以溢出，便放进铁柜，想待节后上班了再修改，不意竟被盗贼窃走了！

　　当下，七八个古玩匠围着撬坏的铁柜面面相觑，嘴里一迭声叫苦。保卫干部王家伟闻声赶来一看，惊得差点儿晕过去，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大叫“保护现场”，带着众人退出工作室，差一个中年古玩匠骑着自行车火速去附近一家工厂打电话向公安局报案，同时报告博物馆领导。

　　杭州市公安局接到报案，立即派出刑警赴紫雪庵勘查。刑警在工作室忙碌了好一阵，认定案犯是昨晚进入现场作案的，因为地板上有几个不成形的泥脚印--昨天白天下了雨，外面地上有泥泞。至于铁柜的锁扣，不是撬坏的，而是用剑砍断的。工作室里有一柄从战国古墓中挖出的古剑，不敢说削铁如泥，但保存得非常好。案犯可能没带得心应手的作案工具，遂灵机一动，抄起宝剑，当场古为今用，一剑斩断锁扣，窃得香筒。其实这柄剑也是一宝，但案犯并未窃走，估计是携带不便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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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案犯是如何进入紫雪庵的呢？据王家伟和一众古玩匠说，他们开门时，门锁及封条都完好无损，这看来应当排除案犯从大门入内的可能。紫雪庵没有后门，不走大门的话，要进去只有一条途径-越墙。

　　刑警绕着庵墙团团转，走了一圈又一圈，盯着地面和墙面细查。地面的潮泥上留有多种尺码的脚印，但一看便知不是新鲜痕迹。庵墙高达三米，墙面上都是枯萎的苔衣。如果越墙而入，一是架梯子，一是挂绳子，一是手足并用攀登。这三个方式中，挂绳子是不可能的，因为庵墙上面一溜平，绳子根本无法挂住。而另外两个方式无论实施哪一个，墙面的苔衣上都必然会留下痕迹。 然而刑警查了近两小时，未在苔衣上发现任何痕迹！

　　刑警不由大惑:案犯究竟是如何进去的？

　　带队的代理处长程子时下令征用一间工作室，就地举行案情分析会。会上有人提出，从现场勘查情况看来，应当排除越墙入庵的可能，案犯是从大门进去的。门锁完好无损和动用古剑斩锁，这两点似乎可以表明这是一起内盗案。这个观点一经提出，立刻得到多数与会者的赞同。

　　接着问题来了，既是内盗案，嫌疑人是谁？

　　已到达单位上班的一共有十人:赵仁义等八名古玩匠、保卫干部王家伟和专管烧水煮饭打扫卫生的杂务工秦金珠。王家伟掌管钥匙，封条也是他制作的；而且，他是出了名的“标准钟”，上班从来不迟到的，今天却破天荒地迟到了近半小时，这是不是刻意为之，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到封条和门锁都是完好无损的，从而洗脱他的嫌疑？

　　疑点自然而然落到了王家伟身上。程子时决定找王家伟谈一谈，观察一下他的反应，然后再作下一步打算。

　　王家伟被请到临时办公室，谈话还没开始，庵门外传来一阵汽车引擎声--浙江省公安厅派来的两名刑侦专家赶到了。先前市

　　公安局接到报案以后，因失窃的香筒是稀世珍宝，该案按照公安部的刑事立案标准属于“特别重大案件”，所以按规定向省厅报告了。省厅领导生怕市局技术力量不够，指派了两名刑侦专家前来协助侦查。

　　省厅来了人，程子时只好暂时撇下王家伟，向刑侦专家介绍有关情况。

　　痕迹专家任大炯听罢，略一沉思:“墙头上面有没有勘查过？”

　　“墙高三米，案犯若是越墙而入，墙面上肯定会留下痕迹。刚才我们看了内外墙面，上面都没有留下痕迹，所以我们认为就不必查墙头上是否有痕迹了。而且这墙太高，我们勘查不便…”

　　话没说完，任大炯已经朝屋外走去: “我去看看！”

　　围着围墙缓缓绕了一圈，任大炯回到庵门口，让程子时跟消防队联系，搞一辆有云梯的消防车来，他要勘查墙头。程子时认为这是多此一举，但人家是专家，专家提出来了，他必须照办。

　　一会儿，一辆红色消防车呼啸而至。任大炯登上车顶云梯，让司机把梯子伸到墙头上方尺许距离处，将车子绕着古庵徐徐移动。行至右侧拐角处时，任大炯突然示意停车。另一位刑侦专家宁刚和程子时连忙爬上云梯，定睛一看，只见拐角处墙头的枯苔衣上有一掌状压痕！

　　往下就是拍照、取样、分析鉴定，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墙头的压痕和在工作室铁柜、古剑柄上提取的痕迹相同，均系戴着棉纱手套的手掌所留；根据手掌大小判断，作案者应是成年男子，可能长期从事体力劳动。

　　刑侦专家和刑警在现场进行了模拟测试，认定窃贼越墙的方式是这样的--在庵墙前一跃而起，伸出一只手在墙头上搭了一下借力，趁势凌空越墙而人。

　　接着，有刑警在庵外泥地上发现窃贼作案得手后逃离现场的脚印。他是爬上庵内距墙大约四米远的一株大树，直接跳到墙外的。刑警在那树上发现了攀爬的痕迹，还意外在树洞里发现了一副作案后丢弃的棉纱手套。

　　至此，已完全证实该案系外贼所为，王家伟的疑点被排除了。

　　但是，靠一只手翻越三米高的围墙，从五米多高的树上轻松跳跃四米远的距离安全落地，具有这种本领的案犯，刑警还从未见识过，甚至连听也没听说过。这是一名身怀绝技的飞贼啊！

　　杭州市公安局和浙江省公安厅刑侦部门联合成立了“1·24”专案侦查组，一面以手套为线索展开侦查，一面迅速印制协查通报，发往全国各地博物馆、各大城市的文物商店、各海关口岸，查寻失窗香筒，缉拿案犯。

　　杭州警方在紫雪庵勘查现场的时候，案犯已经在距杭州市一百八十公里的上海露面了。

　　上海市广东路东端，有一家被美国《洛杉矶时报》称为“东方最大的文物商店”的百年老店--上海文物商店。这家商店门口的大理石招牌上，镶嵌着清朝光绪年间的古铜彩天鸡尊图案，因而俗称“天鸡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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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下午1时许，一个二十七八岁、身穿蓝卡其中山装的瘦高个儿男子走进店堂。 他在出售玉器首饰的几个柜台前转悠许久， 查看各类玉器工艺品的标价；又观看了一个外国人购买一块清朝嘉庆年间的白玉山子雕刻的全过程。最后，他来到文物收购处，询问收购文物的相关事宜。

　　接待这个顾客的是刚刚从工艺美术品学校毕业的年轻店员解鸿昌。他回答了有关问题后，询问对方是否有什么文物准备交售。 对方点点头，轻声道:“我有一件举世无双的文物想交售给国家，那是一个象牙镶金香筒，上面刻有朱元璋的亲笔御书。”

　　解鸿昌一听，顿时兴奋起来:“东西在哪里？"

　　“我是外地人，东西已经带到上海来了， 在亲戚家里。小师傅，你也知道这是一件稀世珍宝，我怎能轻易带来？"

　　“我们可以上门看货，当场议价。请你留下地址，约个时间。”

　　“瘦高个儿”点点头，片刻，又摇摇头。

　　解鸿昌猜出了对方的心思:“当然，看货时我师傅会亲自出马的，他是文物专家、 老技师，绝对识货，请你放心。”

　　“瘦高个儿”想了想:“好吧，明天上午9点，我在城隍庙茶馆等你们。”

　　当时，浙江方面的协查通报尚未发过来，文物商店还不知道杭州发生了罕见的特大文物盗窃案。“瘦高个儿”离去后，解鸿昌即向其师傅朱聪声告知此事。老技师一听，吃了一惊:“象牙香筒？有朱元璋的亲笔御书？难道是文物界一直在传说的‘镂夔变纹象牙箍金香筒'？那可真是稀世珍宝了！ 不过，我听说前几年在浙江被发现了…… 唔，那人是浙江来的？”

　　“他没说从哪里来，只说是从外地来的， 不过，说话时倒是带着一点儿浙江口音。”

　　“明天我们去看看货再说，如果真是那个香筒，买下后再转售给博物馆。我们得准备一笔钱，那宝贝没有几万元拿不下来的。 我这就去向总经理汇报。”

　　朱聪声走进总经理郭仁智的办公室。巧了，郭经理正要找他。原来，浙江方面的协查通报虽然还没到，但已经与南京、上海警方通了电话，通报了案情，请求对文物收购部门进行布控。上海市公安局经文保处马上将有关情况电告上海文物商店、上海友谊商店、上海工艺美术品服务部、上海工艺美术工厂门市部、上海珠宝玉器商店等单位。上海文物商店总经理郭仁智接到电话，正要向收购处负责人朱聪声布置，朱聪声却已经来汇报有关情况了。郭仁智随即电告上海市公安局。

　　上海市公安局经文保处派员赶往文物商店，当面向接待那个“瘦高个儿”顾客的店员解鸿昌了解情况。处领导研究决定:次日派侦查员化装成文物商店技师前往城隍庙， 待“瘦高个儿”拿出赃物后即予拘捕，来一个人赃俱获。

　　当下，侦查员二赴文物商店，和商店领导会商后定下方案:由一名五十来岁的老侦查员化装成文物商店技师，和朱聪声的徒弟解鸿昌一起去城隍庙，诱得“瘦高个儿”上钩将其拿下。

　　郭经理遂召来解鸿昌交代了任务，并嘱其保密。小伙子有机会体验侦查员的生活， 自是兴奋得眉飞色舞，当晚辗转难眠。

　　次日，侦查员忻荫良化装成文物技师模样，和小伙子解鸿昌一起前往老城隍庙。警方把时间卡得很准，两人步入茶馆，外面的广播里刚好传来9点整的报时声。茶馆里， 十几个化装成游客的侦查员也进入了各自的岗位，堵住了茶馆的进出通道，只等忻荫良发出信号便扑上去拿人。

　　忻荫良招呼服务员沏了一壶庐山云雾。 茶刚送上来，“瘦高个儿”已经出现在门口， 探头探脑地往里张望。解鸿昌连忙站起来招手:“来了？在这里！"

　　“瘦高个儿”走过来，忻荫良见他空着手，衣兜裤袋里也是瘪的，微微一怔，暗自嘀咕:这小子留着一手，看来一时还不能拿人。

　　这时，“瘦高个儿”在忻荫良对面坐了下来，解鸿昌给他斟了一杯茶，介绍道: “这是我的师傅，姓朱，他是我们店里最老的技师，也是国内有名的文物专家。”

　　“瘦高个儿”打量“朱技师”，点点头: “老师傅，你好！”

　　忻荫良微微颔首:“听说你手头有一个象牙香筒，准备向本店交售，领导很重视， 让我先来看看货。你大概也知道，我们这一行的规矩是先看货，后议价。你尽管放心， 只要货真，我们一定付给你实在的价钱，决不会讹你的。”

　　“瘦高个儿”说:“这个香筒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最近我父亲手头拮据，让我交售给国家。实不相瞒，俗话说‘货比三家不吃亏’，我已经跑了南京、苏州，经文物商店师傅鉴定，认为货是不成问题的，也开了价钱，我怕卖贱了，所以来上海看看。”

　　忻荫良要稳住他，自是附和:“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瘦高个儿”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 请忻荫良两人抽。那两位都摇手谢绝，他自己叼了一支，取出火柴盒，却是空的。于是站起身:“请朱师傅稍待，我去买盒火柴。”

　　小卖部就在茶馆隔壁，“瘦高个儿”很快就去而复归，可不知怎么的，回来后有点儿心不在焉了，话说得很少，回答“朱技师”关于香筒的问题时也有些支支吾吾。一支烟抽了半截，他突然说:“我还有事，马上要去见个人。这样吧，下午我把香筒送到你们店里来，你们等我。”

　　说着，“瘦高个儿”不等忻荫良表态， 起身就走。忻荫良担心露马脚，不便挽留， 连忙向茶馆门口的侦查员发出了“跟踪”的号。两名化装成游客的侦查员随即尾随在“瘦高个儿”身后。哪知，“瘦高个儿”出了城隍庙之后越走越快，就如通常形容的“健步如飞”一般。那是中国武术中的一种轻身术，尽管两名侦查员也算是身手不凡之辈， 却没有他这份脚力。

　　情急之中，一位侦查员拦下了一辆三轮车，跳上去急嘱“快往前踩”。三轮车夫一阵猛踩，总算追上了“瘦高个儿”，在其后面十来米处跟着。这样跟了大约四五百米， “瘦高个儿”似有察觉，忽然一个急转弯进了弄堂。侦查员跳下车正要跟进弄堂，却被车夫扯住了索要车费，待到付了车费追进弄堂，“瘦高个儿”已经从另一个出口逃之夭夭了。

　　上海警方精心制定的“人赃俱获”方案，就这样泡汤了。

　　事后知道，导致“瘦高个儿”警觉并决定逃遁的是这样一个细节:他去买火柴时， 发现有两个“游客”也跟了过来，却没买什么。他做贼心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遂决定尽快离开。

　　“瘦高个儿”脱梢的消息迅速传到上海市公安局经文保处领导那里，接着又惊动了局领导。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大发雷霆:“两个警察居然还盯不住一个贼？"

　　然而事已至此，多说无益，只有想办法补救了。黄赤波下令:市局、各分局、各派出所立即抽调警力，在全市范围内搜寻“瘦高个儿”的行踪，务须人赃俱获！

　　下午5时许，普陀公安分局向市局报告: 普陀区潭子湾发现一个外地来的借宿者，其年龄、外形和来沪时间与市局要求查缉的对象相符。担心打草惊蛇，他们不敢轻举妄动，连允许借宿的那户居民也未询问过。往下如何行动，听市局指挥。

　　市公安局值班领导当即下令:出动经文保处侦查员忻荫良等六人，急赴潭子湾进行实地调查。

　　两辆三轮摩托车载着侦查员风驰电掣般驶往普陀区潭子湾，六名刑警会同派出所户籍警步行前往报告情况的第五里委会。里委会治保委员向侦查员介绍:接纳嫌疑对象借宿的那户居民户主姓胡，港区码头装卸工人。据其邻居反映，嫌疑对象是昨天10时许来到胡家的，那人看上去不到三十岁，瘦瘦高高，操一口不甚标准的普通话，穿一件八成新的藏青色卡其布中山装。

　　这番描述的确跟那个脱梢的“瘦高个儿”相符，侦查员顿时大为兴奋，为首的龚科长问:“那人现在还在胡家吗？”

　　这个，治保委员就说不上来了。于是， 速派居民小组长把那个反映情况的邻居悄悄唤来询问。对方答称:“中午看见他从外面回来，没见他再出去过。”

　　如此最好！龚科长果断决定:“走！上门去会会这个家伙！”

　　六名侦查员加上一名户籍警来到胡家， 外间里间连同阁楼上面都看过，并无那“瘦高个儿”的影子。一问胡某妻子，说那人3 点钟出去了，说回来吃晚饭的。正说到这里，胡某回来了，侦查员便向其询问情况。

　　这胡某是个四十来岁的汉子，身高体壮，却不善言辞，平生从未跟警察打过交道，见一下子来了好几个警察，而且个个神情严肃，一颗心早已悬了起来，说话越发讷讷，侦查员在一边连提示带引导，总算是弄明白了--

　　原来，胡某唯一的儿子胡晓伟是个十三岁的小学生，小家伙身体健壮，喜爱体育， 尤其喜欢足球。半个月前，胡晓伟和几个小伙伴去了工人体育场，和一群青年工人混踢足球。他在球场上飞奔时，对面一个彪形大汉踢来一个平射球，双方距离不到十米，那球来势猛烈，力道颇沉，而这愣小子不知天高地厚，竟迎上去挺胸相接。只听得“噗” 的一声闷响，足球撞在他胸口上，小家伙顿时脸色惨白，一口气差点儿喘不上来！

　　当晚，胡晓伟吐血了。次日送医院，检查下来，发现受了内伤，须请伤科医生诊治，否则后果难测。胡某遂领儿子去沪西地区一位有名的伤科医生处诊治，贴膏药、吃煎药，折腾了两个星期，血是不吐了，不过胸部犹自时常闷痛。

　　昨天，胡某又领儿子去看，伤科医生说胸痛一时是好不了的，至少得诊疗三个月才能逐步好转。胡某一听闷闷不乐，担心这样看下去须破费不少钱钞。父子两个出得门来，正要往回走时，那“瘦高个儿”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拦住他们，自称能速治胡晓伟的内伤。胡某听了又惊又喜，寻思何不请他试一试，便把对方领到家里来了。

　　“瘦高个儿”到了胡某家里，取出一颗小核桃大的药丸，叫孩子服下；又用手掌在孩子胸口比划了片刻。说也奇怪，不一会儿，胡晓伟就觉得胸口的闷痛消失了，试着跳跳蹦蹦也没什么异样。

　　胡某夫妇自是大喜，马上张罗着请对方吃饭。饭桌上，“瘦高个儿”说孩子内伤尚未完全治愈，还会复发，得连续治疗三天方能奏效。胡某夫妇深信不疑，请求“瘦高个儿”留下来住几天，对方点头答应。

　　“瘦高个儿”登门时，手里拎着一个黑色人造革拎包，拉链环上扣着一把小铁锁。 昨天午后和今天上午，“瘦高个儿”曾两次出门，都是空手，把拎包搁在家里。今天下午3点钟他出门时，把拎包带走了，但他说要回来吃晚饭的。

　　听了胡某的一番叙述，侦查员当下就在胡家里间开了个短会，经过分析，认为“瘦高个儿”多半已经逃了；不过，对于他关于“回来吃晚饭”的话，还是应抱着宁可信其有的原则，在胡家周围布控。

　　龚科长和市局取得联系，调集了十几名便衣警察，在潭子湾第五里委会弄堂口和胡某邻居家悄悄设下了埋伏。

　　当天晚上，“瘦高个儿”没有回来。

　　次日，“瘦高个儿”仍未露面。

　　警方意识到这家伙已经像一条狡猾的鳝鱼一样，从警察布下的罗网里滑溜出去了……

　　1966年1月24日下午，杭州市公安局启动电传机，将市局、省厅刑侦部门联合组成的“1·24”专案侦查组的协查通报及有

　　关案情发往上海市、江苏省、福建省、江西省及本省有接收设备的公安机关。

　　江苏省公安厅收到协查通报后，立刻向本省各地公安局转发并下达协查指令，其他地方都收到了，唯独苏州市公安局的电传机出了故障，无法接收。省厅遂责成距苏州四十公里的无锡市公安局将接收内容复制，派专车专人送往苏州市公安局。

　　1月25日上午，苏州市公安局举行局务会议，研究协查浙江“1·24”案件的有关事宜。会议开了五十分钟，一结束就将有关决定下达给各公安分局和派出所。分局、派出所纷纷行动起来，派员去各文物商店、涉外宾馆文物卖品部访查。不过，由于嫌疑人未在苏州露面，苏州警方的声势远不如上海。

　　根据规定，市公安局每天晚上要将协查情况向省厅作一次电话汇报，报告当天的侦查进展。1月25日、26日，苏州市公安局均报“未发现情况”。1月27日午夜，局值班室又要通了省公安厅的电话，作了相同内容的报告。

　　不料，这个电话刚刚打了一个多小时， 飞贼就在位于西山路上的801研究所露面了--

　　每个月的28日，是801研究所的发薪日。该所的财务科多年来一直是提前一天去银行把钱款提回来，按全所职工名单依额分发，一一装入工资袋，锁进保险箱，次日一上班就可以发下去。

　　昨天下午，801研究所财务科像往常一样，去附近的银行提出了全所四百多名员工的工资合计.50元，分装工资袋后，放进保险箱。下班前，财务科副科长高维美特地去保卫科关照当晚的值班人员:“今晚多留心财务科办公室，保险箱里放着一笔巨款。”

　　值班人员不以为然:“高科长你放心就是了，没事！没事！”

　　高维美仿佛有预感似的，又叮嘱道: “小心没大错，否则出了事，你俩是有责任的！”说完，她就下班了。

　　高维美严厉的语气总算是引起了两个值班人员的警惕，当晚他们值班时，没敢像以往那样下棋、喝酒、瞌睡，而是拿着手电筒，不时去外面转一圈。其时时节还没交立春，正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候，半夜时分偏偏又刮起了西北风，寒气直往棉大衣里钻， 冻得两人瑟瑟发抖，又转了一圈回到值班室时，已经流起了清鼻涕。他们合计着这样下去实在难推，说不定明天会生病的，就商量了一个变通办法:今晚全所最为要紧的就是财务科，与其隔一会儿去看一趟，倒不如干脆坐到财务科隔壁的小会议室里去喝喝酒、 下下棋，财务科倘若有什么动静，肯定听得见的。

　　主意打定，两人拿了酒瓶、卤菜和象棋出了保卫科值班室。从保卫科到财务科要拐过一个车间，两人顺着石板甬道走了一程， 便往右拐。刚刚拐过车间墙角，走在头里的那位突然驻足立定，一手扯扯同伴的衣角， 另一只拿酒瓶的手指着财务科所在的三楼方向，因为紧张过度，他的声音都变了调: “看！快看！亮光！亮光…”

　　另一位抬眼望去，也是顿时一个激灵--财务科的窗口映出微弱的亮光，应是窃贼进入现场后划火柴照明。

　　火柴光稍亮即灭，窃贼并未划第二根火柴，说明他已经看好了位置，准备下手了。 两个值班人员退回拐角处，低声商议对策。 他们的第一个想法是马上冲上楼把对方抓住，但一时吃不准来了几个贼，不敢冒失， 于是另打主意。其中一个提议:何不请门卫室的“老山东”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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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山东”姓张，今年五十挂零，学过武术，一套八极拳打起来气势刚猛，几年前曾有单身徒手打败三名持刀歹徒的战绩，在周边一带颇有名气。他是单身汉，独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都上夜班，吃住都在单位， 单位是家，家是单位，对研究所感情很深。 此刻听说有梁上君子光临，自是大怒，一边穿衣服，一边操着山东话骂骂咧咧，抄起一根练武用的棍子:“走！”

　　另外两位也找了家什，一个拿铁锹，一个拿炉钩，紧紧攥在手里，跟着“老山东” 进了所部大楼。“老山东”生怕惊动了贼人， 低声嘱咐两个值班人员脚步放轻，不要弄出动静。

　　三人蹑手蹑脚上到三楼，侧耳谛听，财务室里传出轻微的“吱咯”声响，那小子正在撬保险箱呢。

　　“好小子，看你往哪里逃？”“老山东” 一声断喝，上前一脚把门踢开，“不许动！”

　　那贼人正蹲在保险箱前，用一根尺半长的钢撬棒撬门。“老山东”突然出现，他不由大吃一惊，身子颤了颤，但马上就镇定下来，当即一跃而起扑向窗口，打算夺路而逃。这时，跟在后面的那两位拉亮了电灯， 财务室里瞬间灯光大亮，贼人被晃了一下， 动作就稍稍有些迟滞。“老山东”趁机一招“拨草寻蛇”，想砸他的脚踝骨。那贼人反应不慢，用撬棒一挡一拨，便把“老山东”的招数化解了。

　　“老山东”哪肯善罢甘休，双手举棍， 一个“泰山压顶”砸下去。不料砸了个空， 对方已经退到窗口，轻轻一跃上了窗台。 “老山东”以为对方想居高临下实施进攻， 马上作好了应敌准备，哪知对方倏地一个转身，身子已经跃出窗口。

　　贼人的这个动作令三个缉盗者大大意外，急忙扑到窗前往下一看，只见那家伙已轻飘飘地落到水泥地面上，身子只朝前冲了冲，连个趔趄也没打就稳稳地站住了，抬头朝三楼窗口看了看，这才迈步向车间方向奔逃，转眼就消失在黑暗中。

　　楼上三人被这一幕惊得面面相觑。“老山东”最早回过神来:“这是轻功啊！当年的‘燕子李三’大概也不过如此吧！”

　　值班人员查看室内，几张写字台的抽斗都完好无损，哪怕没上锁的也没有拉开；保险箱被撬过，但未能打开。这是一起盗窃未遂案，按理应该向公安局报案的，但保卫科值班人员商量下来，认为一分钱也没少，深更半夜报案似有小题大做之嫌，还是等天明以后请示领导再说。

　　如此，直到案子发生后八小时即1月28 日上午8时后，警方才接到801研究所保卫科长的报案电话。

　　市局刑侦处长老马闻知，顿时一惊: “飞贼？难道就是杭州‘1·24'案件的案犯？”

　　当下，马处长调兵遣将，正准备带队去801研究所勘查现场，又接到分局的报告: 距801研究所仅三百余米的先锋机械厂财务室被窃，保险箱内的1283.8元现金、本省布票18张、本省粮票346斤悉数不翼而飞！

　　马处长看了值班员递上的报案记录，稍一沉思:“兵分两路，同时勘查801所和先锋机械厂！”

　　马处长率人去了先锋机械厂，经过两个小时的缜密勘查，弄清了案犯的作案情况--

　　午夜过后(财务室两名会计昨晚突击加班做报表，至零点才走)，案犯从该厂后面的小巷蹿上两米高的围墙，因墙内有一很大的石灰池，故在墙头上走了大约五米，然后跳进厂区。先去了厂部大楼的走廊，认清哪个屋子是财务室后，案犯又出了大楼，绕到财务室北窗下的花园里，用戴着手套的双手拉开窗框上十二毫米粗的铁栅栏，弄碎玻璃爬入室内，用撬棒撬开保险箱，窃取了箱内的现金和票证。

　　801研究所的现场勘查也完成了，证实案犯也是“飞”上墙头后进入研究所的。

　　将两处现场的作案方式、撬窃手法及提取的脚印进行比对，认定是同一案犯所为。

　　801研究所的三名缉盗者曾与案犯打过照面， 根据他们的陈述，案犯的外形和上海警方通报的飞贼基本一致。如此，是不是可以认定案犯就是上海漏网的那个“瘦高个儿”呢？

　　这个认定具有重要意义。浙江警方只知道“1·24”案件作案者的作案手法，但不知其外形；而和上海警方打过交道的那个“瘦高个儿”，则是知其外形而不知其作案手法(他未在上海作案)。“瘦高个儿”虽然声称要交售象牙香筒，可仅凭这一点，还不能百分之百断定他就是“1·24”案件的案犯。 如果苏州警方认定眼下的案犯就是上海的“瘦高个儿”，那“1·24”案件作案者的外形、年龄等就全部被警方掌握了，这对于破案是大有用处的。

　　苏州警方立刻和上海市公安局取得联系，要求协助鉴定脚印，上海方面自是支持。一辆越野车迅即驶出苏州市公安局的大门，奔驰在苏州通往上海的公路上，八十公里的路程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跑完了。

　　上海市公安局的刑侦专家将苏州送来的脚印照片和在普陀区潭子湾胡某家提取的脚印进行比照鉴定，最后得出结论:苏州的作案者和上海漏网的“瘦高个儿”是同一个人，“1·24”案件中的飞贼即“瘦高个儿” 也是在苏州作案的案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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