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6章 朱由检才是正宗“野猪皮”

　　盛京，

　　自打从朱由检那里得了全套《永乐大典》，这位摄政王竟把军国大事都搁在了一旁，整日将自己关在书房，如饥似渴地沉浸在这片突如其来的知识海洋中。

　　虽然这套煌煌巨着里既没有蒸汽机的图纸，也没有光刻机的原理，更别提电子卫星与智能手机——这些超越时代的奇技淫巧。

　　但对此时文化底蕴尚浅的满清贵族而言，《永乐大典》中所记载的一切，已然是一座高不可攀的知识宝库。

　　其中所载的水利工程、水锻磨坊、造船技艺、农桑改良、天文历法……每一样都让他们大开眼界，又倍感艰难。

　　光是辨读那些佶屈聱牙的汉文典籍，理解其中深意，就耗费了他们大量时间。

　　几位识文断字的文臣被多尔衮召至麾下，日夜不停地译介讲解，往往一个简单的水车原理就要琢磨上好几天。

　　毕竟，底蕴尚浅，根基薄弱。

　　面对这座突然开启的文明宝库，这群关外来的征服者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刀剑可以夺取江山，但要理解和统治这片土地，他们需要学习的，还太多太多。

　　而且，那个远在关内的讨厌鬼——大明皇帝朱由检，仿佛算准了他研读《永乐大典》的进度，隔三差五便寄来一封亲笔信。

　　信纸上是朱由检那熟悉的、带着几分戏谑的笔迹：

　　“朕赠你的《永乐大典》，读至何处了？”

　　“可有所得？写篇心得体会给朕瞧瞧？”

　　最后，往往还要附上致命一击：“其中精妙之处，若实在难以领会……朕大可解释予你听。毕竟，你本就是个不通文墨的边野之人嘛。”

　　每一封信，都像一根精心打磨的软刺，扎在多尔衮心头最脆弱的地方。

　　他攥着信纸，额角青筋跳动，对着南方咬牙切齿地低吼：“朱由检——你这厮……！”

　　可怒吼之后，他却又不得不压下怒火，再次摊开那浩瀚如烟的典籍——他心知肚明，那个可恶的南方皇帝说得没错，在真正的文明积淀面前，他们引以为傲的武力，确实显得如此……粗野。

　　这一切，本就是朱由检精心设计的一场阳谋。

　　他深知，要实现北伐或彻底平定边患的宏图，一个安定的辽东是首要前提。

　　只有局势稳定，这片肥沃的黑土地才能被充分开垦，产出足够多的粮食，从而就地供养驻扎在辽东乃至支援关内的大明军队，彻底摆脱那耗费巨资、效率低下的漫长补给线。

　　历史的轨迹也迫使他做出如此选择。大明与满清在崇祯十七年、十八年这两年间，连续爆发了三次大规模战役。惨烈的厮杀让双方都元气大伤，无论是志在统一的朱由检，还是意图生存的多尔衮，都迫切需要一段宝贵的休养生息时间。

　　于是，在盛京，从《永乐大典》中汲取的知识，最先被应用于最迫切的领域：改良盔甲兵器的制作工艺，以及提升土地耕作的效率。

　　广袤的辽东原野上，出现了一幅前所未有的景象：大量的汉人、满人，甚至被掳掠或雇佣来的日本人、罗刹人被集中起来，在这片富饶的黑土地上，依照典籍中更先进的方法，开始了大规模的垦荒与耕作。

　　昔日烽火连天的边境，暂时被开荒的吆喝声与锻造的锤击声所取代。

　　然而，此刻的朱由检绝不会想到，他为了经略北方而推行的辽东安定计划，竟在不久之后，阴差阳错地救了他自己，乃至整个大明王朝一命。

　　一场远比崇祯十年规模更大、波及更广、参与人数更多的巨大叛乱浪潮，从崇祯十九年开始，如同沉寂多年的火山，在大明帝国的腹地猝然爆发。

　　而掀起这场滔天巨浪的，并非活不下去的流民，而是那些被朱由检的改革深深触动了根基的士绅集团、盘踞地方的宗族大家、以及掌控基层的乡绅豪族。

　　这些昔日里道貌岸然、把持着地方话语权的既得利益者，在皇帝持续不断的铁腕打击下——清丈田亩、严查税赋、财产公示——终于意识到，妥协与退让只会让他们失去更多。

　　他们决定，不再忍耐。

　　而这场席卷整个大明疆域的叛乱，并非新生的问题，而是帝国肌体中最为顽固、最根深蒂固的毒瘤，在被彻底清洗之前，所发起的最后一次疯狂反扑。

　　这场号称“清君侧”的叛乱，其声讨的对象名单长得惊人，成分更是复杂得前所未有：名单上既有远在关外、被视为国之柱石的辽东督师袁崇焕；

　　也有固守长城防线、功勋卓着的宣大、蓟州总督孙传庭；

　　更有朱由检破格提拔的一众女性将领，以及他倚为臂膀的内阁重臣——从钱龙锡、杨嗣昌到范文景、李岩，几乎无一幸免。

　　而他们最终指向的，是那个被欧罗巴尊为“东方勇士”，被蒙古诸部尊为“天可汗”的大明崇祯皇帝朱由检本人。叛乱的檄文中，为他罗列了骇人听闻的十二条大罪，将他描绘成一个比关外建虏更为可怕的“野猪皮”，意图倾覆华夏正统。

　　其罪状主要包括：

　　亵渎圣人经义：擅改科举，败坏千年文教取士之制。

　　颠倒阴阳纲常：重用妇人，委以兵权官爵，致使牝鸡司晨。

　　纵容阉宦干政：复启矿监税使之祸，与民争利，荼毒地方。

　　践踏祖宗成法：逼迫官员公示私产，窥探臣下，毫无君仪。

　　背离华夷之辨：交通西夷，引入蛮风，混淆视听。

　　苛待士绅功臣：以追赃之名，行抄家之实，寒天下忠良之心。

　　穷兵黩武耗民：连年兴师，虚耗国力，致使国库空虚。

　　妄尊蛮族伪号：受“天可汗”之称，自甘与胡虏为伍。

　　任用幸佞小人：使钱龙锡、杨嗣昌等阿谀之徒把持朝纲。

　　侵夺宗族私产：借清丈田亩、严查税赋之名，强夺民田。

　　庇护边将坐大：默许祖大寿等边将拥兵自重，尾大不掉。

　　意图效仿王莽：其诸多新政，皆显露篡改祖制、另立新朝之野心。

　　这十二条“大罪”，如同一份战书，宣告了旧秩序与朱由检所代表的新时代之间，已再无转圜余地。

　　大明的乡绅们，在绝望与愤恨中，选择了一条万劫不复的不归路。

　　当朱由检的改革利剑一次次斩断他们安身立命的根基时，他们心中最后一丝对故国的眷恋也被现实利益所吞噬。

　　既然这个皇帝不再庇护他们，那么，他们便要将这个皇帝连同他的江山，一同出卖。

　　他们将目光投向了关外，选择了与那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被视为蛮夷的满清结盟。

　　这并非简单的引狼入室，而是一场基于利益交换的、冰冷而残酷的政治交易。

　　与此同时，远在盛京的范文程，正细致地梳理着从关内如雪片般飞来的密报。

　　他放下情报，缓缓踱至窗前，望向南方那片广袤的、正陷入自我革新的古老土地。

　　“时机……终于到了。”

　　他喃喃自语，声音低沉。

　　他清楚地看到，朱由检的激进改革已将他与整个士大夫阶层彻底撕裂，那道裂痕深可见骨。

　　此刻的大明，内部正孕育着一股巨大的、可供利用的怨气。那些手握资源、把持地方的乡绅，如今成了最危险的内部火药桶。

　　“传令下去，”

　　范文程转身，对他的心腹吩咐道，“启动所有‘暗桩’，全力接触江南、山西、山东等地有影响力的士绅巨室。告诉他们，大清皇帝胸怀四海，求贤若渴，最是敬重读书人，最是懂得……‘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道理。”

　　一场里应外合、旨在彻底绞杀大明根基的致命阴谋，随着范文程的这声令下，悄然拉开了序幕。历史的车轮，在背叛与野心的共同驱动下，正朝着一个更加黑暗的方向，轰然转动。

　　朱由检到底得罪了多少人？

　　这潭水有多深，恐怕连他这位九五之尊，也看不清底。

　　那曾被卫所军官、地方豪强视作私产，世代相传的军屯与民田，被他以雷霆之力强行收回，重新丈量，登记造册。刀锋划过，割去的是延续百年的脓疮，也斩断了无数将门、豪族的命脉。

　　那曾纵横捭阖于关内关外，以粮草、铁器、情报与满清换来金山银山的山西八大巨商，被他连根拔起，抄家灭族。晋商庭院内的血流成河，冲刷掉的不仅是通敌的污秽，还有一张盘根错节的庞大利益网。

　　那曾倚仗着太祖皇帝御赐的丹书铁券，肆意侵吞民田、蓄养私兵、甚至妄图裂土封王的宗室与勋贵，被他或夷三族，或削爵圈禁，或强令其吐出鲸吞的田产。金枝玉叶的哀嚎，响彻在朱红色的宫墙之内。

　　更有那遍布天下的士大夫——他们赖以世代簪缨的科举门槛被他改革；他们放贷盘剥的财路被他斩断；他们垄断知识、俯视众生的特权，更因《永乐大典》的公开而轰然倒塌。笔杆子里的怨恨，有时比刀剑更加锋利。

　　还有那些被他彻底砸了饭碗的人——那些被撤换、查办的明军卫所世袭将官，那些被从肥缺上踢开、清理出官僚体系的地方胥吏。他们或许卑微，却如同帝国的毛细血管，此刻正渗出毒液。

　　从庙堂到江湖，从九边到江南，朱由检几乎以一己之力，向整个旧世界的既得利益者宣战。他亲手点燃的革新之火，烧掉的是积弊，也点燃了环绕在他四周，无数双仇恨的眼睛。

　　他脚下这座名为“大明”的江山，地基之下，早已不是坚实的泥土，而是由无数被他触怒的亡灵与生者共同构筑的、一触即发的火山。

　　朱由检拯救了多少人？

　　他也不太清楚。

　　在陕西的沟壑间，那些被豪强夺去土地、只能在贫瘠山坡上艰难求存的老农，领到了朝廷重新分发的田契。

　　他们颤抖着抚摸那片属于自己的泥土，干涸的眼眶里涌出混浊的泪水。

　　从中原到山东，无数因连年天灾而颠沛流离的饥民，被安置在从权贵手中清退的沃土上。

　　曾经饿殍遍野的官道两旁，重新升起了炊烟——这些被灾难碾碎了尊严的魂魄，终于重新过上了能被称为“人”的生活。

　　从辽东到宣大，那些世代戍守边关的将士，第一次领到了从嘉靖朝起就再未足额发放的军饷。当沉甸甸的银钱落入满是老茧的掌心时，无数铁打的汉子在烽火台上泣不成声。

　　而在江南的陋巷、北国的寒窗里，无数因门第卑微而屡试不第的寒门士子，终于等来了公平的机会。

　　科举改革的诏书和向全民开放的《永乐大典》，如同黑夜中突然点燃的明灯，照亮了他们原本注定黯淡的前路。

　　这些沉默的大多数，这些史书上从不记载姓名的小民，用重新挺直的脊梁和重新燃起的希望，默默地将皇帝的名讳刻进了心底。

　　他们不懂什么朝堂大势，只知道是这位皇上，让他们吃上了饭，种上了地，拿到了饷，看到了盼头。

　　这些被拯救的万千生灵，对朱由检的“名声”有帮助吗？

　　很可惜，几乎没有。

　　在掌握着笔杆子的士大夫们构建的叙事里，朱由检依然是那个不容于士林的“暴君”——他刻薄寡恩，对世代为国之栋梁的士绅毫无体恤；

　　他宠幸奸逆，将卢象升、范文景这等“酷吏”倚为心腹；

　　他自甘堕落，毫无帝王威仪，竟与那群粗鲁不文的武夫在军营里同锅而食，谈笑风生。

　　那些边关士卒的忠诚，在其眼中是“跋扈”；

　　那些寒门士子的感激，被视作“幸进”；

　　那些黎民百姓的拥戴，则被轻蔑地归结为“小民无知，易受蛊惑”。

　　史书是由读书人写的。

　　而朱由检，恰恰得罪了全天下的读书人。

　　于是，他所有的励精图治，都被解读为“躁切”；

　　所有的霹雳手段，都被定性为“残暴”；

　　所有惠及底层的仁政，都被扭曲成“收买人心”的权术。

　　那些真正因他而活命、而安定、而看到希望的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心声无法载入青史，只能在田埂边、在军营里、在市井巷陌中口耳相传，成为另一个存在于民间，却与庙堂记载截然不同的“皇帝传说”。

　　朱由检拯救了帝国的根基，却输掉了士大夫的笔。他赢得了万千生民的性命，却背负了千秋史册的恶名。

　　因此，在无数隐秘的厅堂与刻意的流言中，我们这位崇祯皇帝朱由检——大明法统的唯一代表，朱明江山名正言顺的继承者——其形象正被悄然重塑。

　　他不再是皇帝。

　　在某些人精心编织的话语里，他成了一个毒杀亲兄、篡夺大位，并觊觎嫂嫂的无耻禽兽。

　　那个曾被无数清流唾骂、被称为“九千岁”的阉党首领魏忠贤，摇身一变成了被皇帝害死的“为国为民”的忠良。

　　那位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的温体仁，在他们的口中，也成了被昏君罢黜的“一心为朝廷”的栋梁之臣。

　　谎言重复千遍，便在某些圈子里成了真相。他们试图用墨汁玷污太阳，将一切的仁政与革新，都扭曲为掩盖其“卑劣本性”的表演。这不仅仅是为了抹黑，更是为了从根本上瓦解其统治的合法性，为他们心中那“换天”的图谋，铺垫一个“大义”的名分。

　　“忠贤不死，大明不亡。”

　　这八个字如同谶语，在某些圈子里被反复咀嚼、传播，最终化作了一柄淬毒的利剑，直指紫禁城中的那位天子。

　　显然，在他们精心构筑的话语体系里，朱由检已经不能再代表大明朝了。

　　毕竟，如今的大明疆域尚在，朝廷仍在运转，边关的烽火也一次次被击退。帝国依旧在历史的轨道上隆隆前行。

　　但在那些人的叙事中，大明的魂魄，早在魏忠贤魏公公轰然倒下那一刻，便已随之湮灭。

　　他们固执地认定，那位能“为国敛财”并保大明千秋万代的九千岁，才是维系帝国运转的真正栋梁。他的死，抽掉了大明的脊梁。

　　于是，一个诡异而荒诞的图景被描绘出来：龙椅上坐着的，不再是真命天子，而是一个导致了“国魂”沦丧的罪人。

　　他们哀悼的不是王朝的覆灭，而是一个能让他们的利益得到保障的“旧秩序”的终结。这套说辞，成了他们所有不满与背叛行为最冠冕堂皇的遮羞布。

　　随着这些精心编织的话语在暗流中不断传播与发酵，朱由检的身份正在被系统地颠覆与重构。

　　他不再是承继大统、君临天下的大明皇帝，其登基本身，也被描绘成一场充斥着阴谋与血腥的宫廷政变。

　　在这套被精心篡改的叙事中，天启皇帝当年处决熊廷弼，不再是因为其经略辽东的过失与党争倾轧，而是因为熊廷弼早已是朱由检埋下的爪牙。

　　他镇守辽东的功绩，被扭曲为对“大明忠臣”努尔哈赤及其继承者皇太极的无端打击。

　　而皇太极于崇祯二年的那次破关入塞，其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它不再是游牧民族对中原的残酷劫掠，而是被赋予了“正义”的色彩——那是九千岁魏忠贤在临终之际，向关外发出的血书求援。

　　皇太极挥师南下，不再是入侵，而是应大明“忠良”之请，前来拨乱反正，清君侧，靖国难。

　　历史，在这套话语里被彻底裁剪和缝合，黑白颠倒，忠奸易位。

　　朱由检，这个帝国的法定君主，在他自己的疆域内，于一部分人的口中和心中，已然成了最大的反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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