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4章 暗账明痕

　　静心观侧殿的小屋内，煤球炉子散发着微弱的热量，却驱不散陈建国身上的寒意和屋内的凝重。在陆涛平稳而具有压迫感的询问下，陈建国断断续续，但还算完整地交代了他所知道的一切。

　　“马国华……大概六年前找到我。那时我刚和我叔叔陈伯吵完架，因为他觉得我把他一些手稿偷偷拿去给书商估价，想卖掉……其实我就是想换点钱。”陈建国低着头，声音发闷，“马国华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这事，他找到我，说非常欣赏陈伯的学问，认为那些关于地脉、古法堪舆的研究是‘被埋没的都市人类学宝藏’，他们基金会正想支持这类民间智慧的系统性整理和现代诠释。”

　　“他给了我启动资金，帮我注册了‘地脉人文研究所’，其实一开始就我一个人。头一年，主要就是整理陈伯留下的笔记、手稿、还有他那个沙盘，拍照、扫描、分类，写一些介绍性的文章，在基金会内部刊物和几个小众文化论坛上发表。马国华很满意，给的资助也按时到账。”

　　“第二年，马国华说，光是整理文献还不够，要做‘活态研究’。他让我根据陈伯笔记里提到的一些可能有‘特殊地气’的地点，去做实地走访和记录，最好能结合一些简单的环境测量，比如记录温度、湿度、磁场微变、甚至地下水的声音……他说这是‘跨学科尝试’，让古老感知与现代数据对话。”

　　陈建国说到这里，脸上露出困惑和后怕交织的神情：“我就是个半吊子，哪懂什么环境测量。但马国华很快介绍了邱志业过来，说邱老师是环境工程方面的专家，可以指导我。邱老师……他确实懂很多，带来了不少小巧的仪器，有些我根本没见过。我们开始按照陈伯笔记里的线索，一个一个地方跑。有些地方现在都变了样，比如老码头那边，当时还没那么破败；有些地方在西郊山坳里，很难找。”

　　“测量数据都是邱老师负责记录和分析。他偶尔会跟我说一点，比如某个地方‘低频振动异常’，某个地方‘地电有规律波动’。我当时觉得挺神奇，好像真能用科学仪器验证我叔叔那些玄乎的说法。马国华对我们‘初步发现’非常兴奋，加大了拨款，让我们扩大勘测范围，还要求建立更系统的档案，绘制更精细的地图。”

　　“就是那时候，账上的支出开始变多，名目也杂了。雇临时工帮忙搬运仪器、向导；购买更专业的设备，很多是邱老师指定的型号，有些通过基金会渠道进口，有些通过一家叫永泰的贸易公司；还要支付一些‘专家咨询费’，给几位我从未见过面的所谓‘学术顾问’。”陈建国指了指那箱账册，“所有这些，我都按要求记了账，每一笔钱的来龙去脉，马国华那边也要复核。”

　　“事情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味的？”陆涛问。

　　陈建国缩了缩脖子：“大概是项目进行到第三年中的时候。邱老师要求勘测的点越来越偏，有些甚至是废弃的工厂地下、封闭的防空洞、或者私人承包的水库附近。测量内容也变了，不再仅仅是环境数据，他开始采集土壤、岩石样本，甚至在一些点位打很浅的孔，放置一些需要长期供电的小型监测设备。我问过邱老师这些是测什么的，他只说是‘深层地质构造和能量流研究’，是基金会高层指定的重点方向。”

　　“更让我不安的是，”陈建国声音更低，“邱老师开始有意无意地避开我，单独带人去一些点作业。拿回来的数据和样本，也不像以前那样跟我讨论了。我问马国华，马国华就安抚我，说项目进入深水区，有些涉及专利和商业机密的技术细节，我需要签署更严格的保密协议才能接触。我……我当时有点怕，也觉得可能真是自己水平不够，就没再深究。”

　　“直到大概两年前，”他深吸一口气，“马国华突然通知我，说基金会的战略方向调整，我们这个项目‘阶段性目标已完成’，决定结项。研究所解散，剩余资金作为我的‘项目终结补偿’。他要求我交出所有原始数据、样本、手绘地图和研究笔记，包括陈伯的那些原件。我当时……留了个心眼。”

　　陈建国看了一眼那箱账册：“重要的测量原始数据，大部分在邱老师那里，我交出去的主要是整理后的报告和扫描件。陈伯的一些关键手稿原件，我偷偷复印了一份藏起来。还有这些账本……我知道里面有些支出不对劲，特别是后期通过永泰公司走的几笔大额设备款，还有给那些陌生‘顾问’的高额费用。我怕以后说不清，就把所有凭证、合同、银行流水，能复印的都复印了一份。马国华催得急，大概也没想到我这个胆小怕事的人，敢偷偷留底。”

　　“项目结束后，你和马国华、邱志业还有联系吗？”老张问。

　　“马国华给完钱就联系不上了，听基金会其他人说他出国考察了。邱老师……后来听说他去了那家基金会当什么‘园林顾问’，我觉得奇怪，但也没多想。大概半年前，我听说之前跟我们一起跑过野外的一个年轻临时工，晚上喝酒回家掉河里淹死了。另一个负责开车搬运仪器的，在山里运货时车翻下悬崖，人没了。然后……我叔叔陈伯，也突然发病走了。”陈建国脸色发白，“我越想越怕，总觉得这些事和我们当初跑的那些地方、测的那些东西有关。我不敢待在家里，就找到这个早就没什么香火的道观，跟观里老道士有点远亲，给了点钱，躲在这里。”

　　静心观确实是个适合藏匿和思考的地方，但也只是拖延了时间。

　　“马国华长什么样？有什么特征？除了基金会理事，他还有其他身份吗？”陆涛问。

　　“五十多岁，有点胖，戴金丝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说话总是慢条斯理，很客气，但眼神有时候让人看不透。他名片上只有基金会理事的头衔，但感觉能量很大，市里一些文化场合、甚至开发区的一些活动，都能看到他。他好像对古董字画也有研究，我听他提起过和几个本地收藏家很熟。”陈建国努力回忆着。

　　陆涛示意老张记录。马国华的形象开始具体化：一个活跃于本地文化、收藏界，可能涉足一定商业领域，利用基金会平台，深度介入“棱镜”早期本地勘探的关键人物。他很可能就是那个协调资源、勾连各方的“总园艺师”，至少是核心之一。

　　“账册里提到的那些勘测地点，你还记得多少？能在地图上指出来吗？”陆涛拿出平板电脑，调出本市地图。

　　陈建国凑过来，手指有些颤抖，但还是一点点指认出十几个地点。其中约三分之一，与陆涛他们已掌握的“棱镜”节点或相关地点重合（如老码头、西郊烂尾区附近山体、北站仓库区外围）。另外一些，则分散在城市边缘、城乡结合部、甚至邻近县市的山野水泽之间，尚未进入调查视野。

　　“这些地方……你们当时测量，有没有遇到过阻拦？或者有没有感觉被人注意？”陆涛追问。

　　“有的地方是废弃的，没人管。有的在景区或单位地盘，我们通过基金会开了介绍信，或者邱老师有办法疏通。但确实有几个点……感觉不太对劲。”陈建国皱着眉，“比如北边靠近邻市的一个废弃采石场，我们第二次去的时候，发现之前打的监测孔被人动过，周围有陌生的车辙印。还有东边湿地那个点，晚上去放设备时，总觉得远处林子里有人影，但看不清。我跟邱老师说，他说我想多了，可能是护林员或者偷猎的。”

　　这些细节，进一步印证了“棱镜”活动的隐蔽性和对勘测点的持续关注。

　　询问持续了两个多小时。陈建国所知有限，但提供的账册和地点信息，无疑打开了新的调查扇面。他作为直接经手人，其证言和保存的证据，具有重要价值。

　　“陈建国，我们需要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进一步调查。你提供的这些情况很重要，但你也涉嫌在项目中可能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以及后续隐瞒相关证据。何去何从，看你接下来的配合程度。”陆涛严肃地说。

　　陈建国颓然点头，没有反抗。

　　留下两名队员处理现场和带陈建国回市局，陆涛和老张带着那箱沉重的账册和复印件，先行返回。

　　车上，老张翻看着账册复印件，感叹：“这马国华，心思够深的。用文化研究打掩护，用民间学者当幌子，用专业人才干脏活，自己躲在后面，账目还做得这么‘清晰’。要不是陈建国胆小留了一手，这些早期布局，我们根本无从查起。”

　　“他可能也没想到，事情会闹到后来这么大，牵扯出跨国组织和命案。”陆涛看着窗外飞掠的景色，“他最初或许只是想利用陈伯的知识和‘棱镜’的资源，做一些边缘性的、带有个人野心的‘研究’，甚至可能想从中牟利或获取某种影响力。但‘棱镜’的计划远超他的想象，当实验规模扩大，出现人命和严重违法时，他可能已经无法抽身，甚至成了被利用和掌控的一环。”

　　“那我们现在重点是追查马国华？”

　　“不止。”陆涛目光锐利，“马国华是关键人物，但账册上那些地点、那些资金流向、那些通过永泰公司进口的设备清单、以及陈建国提到的‘陌生顾问’，每一条都是线索。我们要把这些尘封的账目，变成活的地图、名单和证据链。通知下去，成立多个小组：一组追查马国华及其社会关系、资产动向；二组根据账册地点，重新进行秘密勘查，寻找‘棱镜’可能遗留的痕迹或次级设施；三组与经侦、海关深度合作，彻查永泰公司及其关联的所有进出口和资金往来；四组，从账册上出现的所有人员姓名入手，查清他们的背景和现状。”

　　他顿了顿，补充道：“另外，沈翊和夏博士那边，对‘根’和‘车票’的分析，以及对存储卡里早期‘受体’资料的比对，也要加快。看看能不能从那些早期受害者信息中，找到与账册地点或人员的关联。”

　　老旧的账册，像一枚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子，激起的涟漪正在不断扩散。它记录的不仅是金钱的流动，更是一个隐秘网络早期扎根生长的年轮。每一笔支出，都可能对应着一处被标记的能量点、一次非法的实验、一个被利用或牺牲的个体。

　　回到市局，陆涛立刻向专案组汇报了新进展。贺局长高度重视，指示调动更多资源，沿账册线索全面铺开调查，同时加强对马国华的监控，暂不实施抓捕，以免惊动其背后可能更深层的关系网。

　　技术分析室里，沈翊和夏青已经开始对账册进行数字化处理和交叉分析。周明的网安团队，则尝试从马国华、永泰公司及相关人员的公开和半公开网络足迹中，寻找蛛丝马迹。

　　一场基于陈年旧账的、全方位、多战线的侦查攻势，悄然展开。对手已经“冬眠”，化整为零。而他们，则试图从这些散落的、蒙尘的旧账目中，拼凑出那个庞大网络完整的根系图，并将其逐一掘出、曝晒于阳光之下。

　　夜色再次降临，市局大楼灯火通明。每一个人都知道，从这本意外获得的“暗账”开始，他们与“棱镜”及其本地代理人的较量，进入了更加复杂、也更加接近核心的“算账”阶段。这一次，他们要算的，是一笔关乎科学伦理、生命尊严和社会安全的，不容含糊的总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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